毛澤東的小女兒李訥，從小在延安就跟著大人一起在大食堂吃煮黑豆。考上大學後，和所有同學吃一樣的飯菜，住一樣的宿舍，一樣坐公共汽車上學和回家，一樣下鄉參加勞動，絲毫不搞特殊化。1960年前後，中國正處在經濟困難時期，當時李訥已在北京大學讀書，經常吃不飽。假期回家後，工作人員建議給她多爭取點口糧，也被毛澤東拒絕了。他說：“我是國家幹部，國家按規定給我一定待遇。她是學生，按規定不該享受的就不能享受……還是那句話：誰叫她是毛澤東的女兒呢？”
對自己的兒媳婦劉思齊，毛澤東也是嚴格要求。1955年，劉思齊進入蘇聯莫斯科大學攻讀理工科。由於之前學文科，加之對環境的不適，劉思齊感到學習非常吃力，1957年暑假回到北京，她便寫信給毛澤東告訴其希望轉學的想法。毛澤東很快給她回了一封信，尊重她轉學與否的意見，但“不論怎樣，都要自己做主，不要用家長的名義去申請”，體現了堅定的原則性和組織觀念。
毛澤東就是用這種嚴格要求來體現對子女的疼愛的。其實，毛澤東在疼愛孩子之餘，之所以如此嚴格要求他們，就是害怕他們“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養成好逸惡勞的惡習。
結合含義深刻的曆史典故“觸讋說趙太後”，毛澤東在批語中引用孟子“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這句話，並由此講到人們應該嚴格教育子女，防止他們變質，防止他們搞資產階級複辟。毛澤東不僅對自己的子女，也是作為對一代人的教育來考慮這一問題的。這是革命領袖晚年對自己終生為之奮鬥事業的擔心和憂慮。這種擔心和憂慮應該說不無道理，是很自然的，也是合情合理有必要的。
其實，早在八九年前，毛澤東即已考慮到此問題
1959年11月，一次毛澤東散步與衛士長李銀橋漫談時，就曾說過：
仗我們是不怕打的，帝國主義要想和平演變我們這一代人也難，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講了。中國人講“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英國人說“爵位不佐三代”；到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會是個什麼樣子啊？（邸延生：《曆史的真言——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紀實》，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第781頁）
又說，“法國的《快報》評論說‘窮是中國躍進的動力’，‘窮是動力’這句話講得很對麼！因為窮，就要幹，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十年複國，十年強兵，後代人全忘了；中國現在不富，將來富了，家家吃肉不發愁，也一定會發生問題。”
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顛覆主要采用兩種手段：一種是武裝幹涉，經濟封鎖和製裁；另一種就是“和平演變”。原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顛覆，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手段起了作用。蘇聯和東歐沒有倒在戰爭和經濟封鎖麵前，而是倒在了“和平演變”麵前，倒在了那裏的共產黨人對和平演變的漠視！
幾十年來，帝國主義的戰略家們也曾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對此非常警惕，從理論和實踐上積極應對，使它們的陰謀未能得逞。
毛澤東對於敵人的武力進攻，總是充滿了必勝的信心。但是，麵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攻勢，卻充滿了憂慮。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對著不同對象，多次警告人們：我們也不太平，還有貪汙分子，投機倒把分子，還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因為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對於他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失敗，是不會甘心的。他們還要互相勾結在一起，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反對中國人民。
毛澤東高瞻遠矚，揭露了美國的預言家們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第三、第四代身上的陰謀，提出了反和平演變的戰略思想，就是要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毛澤東指出：
帝國主義說我們第一代沒問題，第二代也變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國主義這個希望能不能實現呢？帝國主義這話靈不靈？希望講得不靈，但也可能靈，蘇聯就是第三代出了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我們也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修正主義？我們要培養接班人！
毛澤東引用孟子“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名言，講“觸讋說趙太後”的故事，講越王勾踐臥薪嚐膽艱難複國的故事，飽含著對革命前途、對國家命運的憂患意識，飽含著對革命事業後來人的殷切希望，飽含著對生活在和平安寧環境中人們的告誡和提醒，這正是安不忘危、勝不忘亡、福不忘禍之意，這是目光遠大的戰略籌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