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卷十一 告子上·言飽乎仁義也
1917年暑假，學生毛澤東和學友蕭瑜（蕭子升）以“遊學”方式步行調查，從長沙出發，經過寧鄉，到安化，再到益陽、沅江，然後回到長沙，曆時一個多月。
由於兩人打扮成乞丐的身份，進益陽城要見縣太爺時，受到門衛和門房的百般刁難與辱罵。在離開益陽，去沅江的路上，兩人還餘怒未消，邊走邊爭議。
毛澤東批評東道主張先生（益陽縣長）：“那個門房雖然可惡，但是，他的主人張先生更壞。那個門房不過是執行命令罷了，是張先生明確指示他不要讓窮人進去。張先生是你說的那種勢利小人，這種人的人生目標就是權勢和金錢，他們的頭腦裏不可能有高尚一點的思想。至於門房，我見過的許多比他好得多，因人而異罷了。”
“勢利小人是句古話，與之相對的是道義君子。凡是小人，都崇拜權力，但這從來為聖賢所恥笑。三四千年以來，中國的學者都信奉這一真理。孔子說；‘君子憂道不憂貧。’孟子也說：‘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漢朝的董仲舒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人類的行為準則正是建立在這些聖賢遺訓上，但金錢與政治勢力太大，以致破壞這些準則。”蕭瑜說。
毛澤東反駁說。“聽起來是這麼回事，但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堅持這種準則。一個人快要餓死的時候他不會想到道德修養問題的。至於我自己比較信管仲的話：‘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這正好與孔子的說法相反，他說：‘君子謀道不謀食。”（黃麗鏞：《毛澤東讀古書實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頁。）
“飽乎仁義”一語，出自《孟子·告子上》第十七章：
孟子曰：“詩雲：‘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說的大意是：《詩經》上記載“酒已經喝醉，德已經享盡了”。說的就是已經飽嚐了仁義之德，所以也就不羨慕別人的精美食物；好名聲已經集於一身了，所以也就不羨慕別人的錦繡衣裳。
“飽乎仁義也”，並不是說那些人真的在吃仁義了，而是說我內心充滿了仁義之性，對於那些酒肉應酬毫無興趣，因為仁義已經使我“飽”了。
孔子說“仁者愛人”。（《論語·顏淵》）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這一思想，以其為道德行為的出發點和歸宿，將它作為道德的總原則。他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公孫醜上》）“側隱之心”，也就是對人的同情心。這種同情心，既是天生的，又是超功利的。孟子認為它就是仁的萌芽，或者說它就是仁。
仁既然是“惻隱之心”的自然流露，是內在於人心的，那麼，它怎樣成為道德規範而進入人們的道德實踐呢？ 為此，孟子又提出了義。他說：“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公孫醜上》）“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盡心下》）義，根源於人們的羞惡之心。於事，感到羞惡有愧則不當為；反之，則當為。將這種羞愧不為之心擴充到所應當為之事上，這就是義。顯然，孟子所謂“義”是對行為進行道德評價的一個範疇。
孟子喜歡仁義連用，仁義對舉。他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告子上》）又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離婁上》）仁，根源於人們內心的感情，是內在的道德，它如同安適的住宅一樣，是人們安身立事之本，是為人處世的出發點。義，雖同樣發源於人們心靈深處，卻是人們依仁而行的道德標準，它如同正確的大道一樣，是人們一切行為的必由之路。孟子的這兩個比喻，生動地展現了仁、義這兩個道德範疇的對立統一內涵。所以“仁義”不僅是一種崇高的道德標準，而且是一種行為方式。
蕭瑜稱讚聖賢君子的言論，如孟子所說“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毛澤東在益陽縣受到縣長、門衛、門房的冷遇，深感貧富兩重天，所以他並不同意蕭瑜稱讚的聖賢君子的話，當然包括孟子的話。他認為這些道德說教在原則上都是冠冕堂皇的，聽起來像那麼回事，但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堅持這種準則。比如一個人快要餓死，他不可能也不會想到道德修養這一問題。毛澤東反過來則說自己比較相信管仲的話：“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這與孔子的“君子謀道不謀食”的說法正好相反。相對來說，人的溫飽生存問題解決以後，才能追求和完善道德修養。“不謀食”而去“謀道”總是缺乏前提。
這是早年毛澤東對孟子及別的聖賢君子思想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