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品孟子103(1 / 2)

引用卷十三 盡心上·孳孳為利者

“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一語,出自《孟子·盡心上》第二十五章: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孽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孟夫子此話的大意是:雞叫就起來,孜孜不倦地行善(仁義)的人,是舜一類的人;雞叫就起來,孜孜不倦地求利的人,是盜蹠一類的人。要想知道舜和蹠有什麼區別,沒有別的,隻是行善和貪利的不同罷了。

孟子在義(善)利之間,提倡先義(善)後利,是輕利重義的;甚至提倡是義(善)非利,則是取義(善)舍利。在這方麵,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人士,有諸多論述。本章即表達孟子這種“義(善)利觀”。孟子在本章中以此為評價標準,把人區分為兩大類:孳孽為善的舜之徒與孳孳為利的蹠之徒。

蹠,人名。春秋末年奴隸大起義的領袖。一說姓展,奴隸主貴族視他為大盜,誣稱為“盜蹠”。蹠,成了傳統所謂惡人的代表。孟子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把農奴起義領袖蹠,視為孳孳為利的小人顯然有悖於人民性。

1958年9月15日,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第一次講話中說:

有資產階級的好大喜功,有無產階級的好大喜功,兩種好大喜功。有資產階級的急功近利,有無產階級的急功近利。“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這大概是今天的資產階級的一類。孜孜為利者,資本家之徒也。我們呢?我們就是另外一種急功近利。(《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頁)

新中國誕生後,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運動蓬勃地開展起來。看到人民群眾建設新中國的熱情,看到祖國建設突飛猛進的發展,毛澤東感到十分欣慰,決定加快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步伐。並在1956年初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和“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口號。對周恩來領導下討論編製的十五年(1953—1967年)遠景規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不滿意,認為計劃保守偏低了。

1956年1月20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發出呼籲:不要搞那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要“使我們的計劃成為切實可行、實事求是的計劃,而不是盲目冒進的計劃”。“這一次我們在國務院召集的計劃和財政會議,主要解決這個問題”。

2月8日,在國務院第24次全體會議上,周恩來提出一個重要的原則: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2月10 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各部門各地區所提1956年計劃的各項指標時,實施“壓一壓”的方針。

周恩來清楚地看到:經濟建設的實踐已經表明:壓縮後的1956年計劃仍然是一個冒進的計劃,並進而推斷,規定了1956年、1957年和第二、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建設速度的遠景計劃也冒進了。周恩來感到對於當前經濟建設中已經出現了急功近利的冒進行為,必須加以改正。

但是,毛澤東和黨內許多領導者的急躁冒進情緒仍然嚴重存在。毛澤東指出,在經濟建設問題上必須促進,而不能促退,不能“像蝸牛一樣爬行”。毛澤東在莫斯科還提出了“中國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期間裏超英趕美”的口號。於是,周恩來和幾位主管經濟工作的副總理一道,從防止冒進到反對冒進。

但他們反冒進的觀點遭到了毛澤東的反對和嚴厲的批評。在毛澤東看來,反冒進是完全錯誤的。他認為經濟建設不但沒有冒進,而且有了一個很大的躍進。反冒進打擊了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影響了經濟建設,特別是影響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右派對黨的進攻。一時間,急於求成的“躍進”思想,在黨內占據了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