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5日，在第十五次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就經濟發展問題做了主題發言，再次對“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的經濟建設方針予以了肯定。堅信隻要廣大黨員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潮中，就一定會大有希望，而不是小有希望或中有希望。對於那些批評這條方針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言論，毛澤東認為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了解得還不深透。在講話中，毛澤東分析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種“急功近利”的不同：“急功近利”有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之分。對於資本家而言，他們的“急功近利”是“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是剝削無產階級、獲取剩餘價值的做法。而無產階級的“急功近利”與此不同，是廣大幹群鼓足幹勁建設新中國、改善生活的正確做法。
毛澤東在國務會議上講話中引用了孟子的“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並說這大概是“今天的資產階級一類。孳孳為利者，資本家之徒也”。顯然也是一種貶義，一種否定的態度。
我國的經濟發展和基礎建設雖然在這場“大躍進”運動中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盲目冒進、不切實際的做法也給生產力帶來了巨大災難，給相對薄弱的新中國經濟基礎帶來了損失。
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艱辛的開拓與探索。既然是探索，那麼失誤也是情理之中的。現在看來，毛澤東當時敏銳地抓住國際形勢呈現緩和趨勢的機遇，決定加快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步伐，反映了我國人民要求迅速擺脫貧困麵貌的願望，這是無可非議的。問題在於要求過急了，指標過高了。
周恩來主持製訂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後來雖然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但在經曆了“大躍進”的嚴重挫折之後，終於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許。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中談到高指標的教訓時，深有感慨地說：“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同誌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下了三年的餘地，多麼好啊！”（薄一波著：《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頁）
孟子說“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對盜蹠之徒唯利是圖取批判態度，目的在於肯定舜之徒的“孳孳為善”，推行儒家的義利價值觀；毛澤東引“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這句話，則是對有產者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取批判態度，他的目的不在於肯定舜之徒的“孳孳為善”，而是肯定無產階級的“急功近利”。毛澤東與孟子雖然都取批判態度，但批判的對象不一樣，“義利觀”不一樣，達到的目的不一樣。盜蹠是古代無產者的造反領袖，孟子不可能與他坐到一條板凳上。毛澤東對資本家“孳孳為利”取階級革命態度和社會主義改造政策，則主張當代無產者的“孳孳為利”，即“另外一種急功近利”。
但實踐證明，毛澤東的“孳孳為利”“急功近利”，雖然動機、時機和理念並不錯誤，但是犯了急性病，“大躍進”“大煉鋼鐵”“反右傾”甚至有些狂熱，帶來的經濟的“大躍退”，是“三年困難時期”。這是毛澤東始料不及的，也是主觀願望脫離客觀實際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