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卷十四 盡心下·民貴君輕 （一）
孟子說：民為貴
莫理士·武道是在陪都重慶國民政府情報部工作的美國雇員。1944年，以《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身份來到延安采訪。
7月18日，毛澤東在延安他的窯洞裏接受了莫理士·武道的采訪。
毛澤東向武道談了文化繼承問題，民主政治問題，還對國民黨的政策進行了尖銳批評。
關於民主政治問題，毛澤東向武道說：
我們批判地接收中國長期的傳統——繼承那些好的傳統，而揚棄那些壞的傳統。在政治科學方麵，我們從國外學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國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傳統。共和一詞，就來源於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中國農民富有民主傳統。千百次大大小小的農民戰爭有著民主的含義。曆史上的一個例子，在著名的小說《水滸傳》中就有所描繪。在接受和評價中國曆史和外國條件時，采用適當形式極為重要。不可盲從。政府代表製的三三製適合中國目前的實際條件。（黃麗鏞：《毛澤東讀古書實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6頁；蔣建農，王宏斌：《毛澤東外交生涯第一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頁）
1943年底，二戰局勢已經明朗化。在亞洲，美軍在太平洋的島嶼上屢屢重創日軍，但國民黨軍隊仍然節節敗退。美國曾設想在亞洲開辟第二戰場，在中國沿海登陸。但國民黨軍隊早已偏居西南一隅，如果想登陸，能接應它的隻有在沿海敵占區堅持抗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於是，美英在中國把目光轉向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1944年，中外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先後造訪延安。
中外記者團共二十一人。其中外國記者六人、中國記者九人、國民黨宣傳部四人，另有二名官方領隊。六名外國記者中包括路透社、多蘭多《明星》周刊、《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武道。
這些西方記者的政治傾向很不一樣。愛潑斯坦和斯坦因是中國人民的真誠朋友，福爾曼是個對政治不感興趣但很嚴肅的記者，武道與國民黨有密切的關係，神甫夏南汗則對共產主義抱有敵視態度。但是，他們都受到了毛澤東一視同仁的歡迎。
6月9日中午十二時，中外記者團抵達延安，受到熱烈歡迎。當晚舉行晚會，為記者團洗塵。
中外記者參觀團在延安期間，毛澤東分別接見他們並談了話。
1944年7月18日，毛澤東在他的窯洞裏接受了武道的采訪。他向武道談了文化繼承問題，民主政治問題等。毛澤東在講到抗戰時期的民主政治時，聯係到中國曆史上的民主傳統。
毛澤東講到周朝的“共和”行政，講到《水滸傳》描繪的農民戰爭，還引用了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句名言。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可說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民主傳統。孟子是民本思想的積極鼓吹者，他認為國民最重要，國民為國家之本，隻能得到，不可失去；與民相比，國君處於從屬和次要地位。“民貴君輕”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集中概括，是對封建專製極權思想的一種反叛，反映了上升時期地主階級的社會進步思想，對後世民主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積極的影響。
最後，毛澤東講到“政府代表製的三三製適合中國目前的實際條件。”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所領導的各個根據地所實行的“三三製”（即在抗日民主政權人員構成中，中共黨員、非黨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政府代表製，則是適合抗日救國“實際條件”的政治民主製度，它是中國曆史上民主傳統合乎邏輯發展延伸的產物。
毛澤東講這番話，是為了充分說明民主政治實行的曆史必然性和現實必要性，借以批評國民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實行民主政治，關係到抗日戰爭能否取得最後勝利。毛澤東很看重這個問題。他在回答中外記者團提問中，重點談了中國的民主與統一問題。他說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實行民主製度，不僅政治上需要言論、出版、集會與結社的自由，而且要求在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的民主。這是要求共產黨及其他政黨的合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