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自傳·起步（1941—1957）·童子功
1935年，我出生於盤山縣大荒鄉後狐狸崗屯。當時東北已經淪陷四五年了，但是，由於這一帶緊鄰浩浩茫茫的蘆葦蕩，日本鬼子和偽軍害怕遭到隱伏在青紗帳裏的抗日武裝的襲擊，卻始終不敢露麵，結果，此間便成了一處“化外荒原”。
這裏，居住分散、戶數不多，現代學校難以興辦。“魔怔”叔便憑著家中資財，開辦了一所家塾，用來教管他的小名喚做“嘎子”的獨生子，延聘了素有“關東才子”之譽的劉璧亭先生前來執教。這樣，我便也借光就讀了。其時為1941年春，我剛滿六歲，嘎子哥大我一歲。
先生見我們每人都認得許多字，而且，在家都背誦過《三字經》、《百家姓》，便從《千字文》開講。他說：《三字經》中有兩句：“宋齊繼，梁陳承”，講了南朝的四個朝代，《千字文》就是這個梁朝的周興嗣作的。梁武帝找人從晉代“書聖”王羲之的字帖中，選出一千個不重樣的字，交給文學侍從周興嗣，讓他把這些字組合起來，四字一句，合轍押韻，構成一篇完整的文章。這可是個硬頭貨，要拿出真本事的。“王命不可違”呀！周興嗣苦戰了一個通宵，《千字文》斐然成章。梁武帝誦讀一遍，連聲誇讚：“絕妙好詞。”周興嗣卻熬得須發皆白。先生說，可不要小瞧這一千個字，它從天文地理講到人情世事，讀懂了它，會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個初步的概念。
當時，外麵的學校都要誦讀偽滿康德皇帝的《即位詔書》、《回鑾訓民詔書》和《國民訓》，劉老先生卻不理會這一套。反正“天高皇帝遠”，沒有人管束他。兩個月過後，接下來，就給我們講授“四書”，從《論語》開始，依次地把《孟子》、《大學》、《中庸》講授下去。書都是線裝、木版的，文中沒有標點符號。先生事前用蘸了朱砂的毛筆，在我們兩人的書上圈點一過，每一斷句都畫個“圈”，其他則在下麵加個“點”。先生告訴我們，這種在經書上斷句的工作，古人稱作“離經”，意思是離析經理，使章句斷開，也就是《三字經》裏說的“明句讀（讀音為“逗”）”。“句讀”相當於現代的標點符號。古人寫文章是不用標點符號的，但在誦讀過程中，又必須“詳訓詁，明句讀”，不然無法理解文章的內容。有時，一個標點點錯，意思就完全反了。先生說，斷句的基本準則，可用八個字來概括：“語絕為句，語頓為讀”，語氣結束了，算作“句”，用圈（句號）來標記；語氣沒有結束，但需要停頓一下，叫做“讀”，用點（逗號）來標記。
先生麵相嚴肅，令人望而生畏，其實，他饒有風趣，特別喜歡講述一些笑話、故事，用來說明道理。當我們讀到《大學》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的時候，他給我們講了一個兩位教書先生“找得”的故事—
一位先生把這段書讀成“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發覺少了一個“得”字。這天，他去拜訪另一位塾師，發現書桌上放著一張紙塊，上麵寫個“得”字。忙問：“此字何來？”那位塾師說，從《大學》書上剪下來的。原來，他把這段書讀成了“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末了多了一個“得”字，就把它剪了下來，放在桌上。來訪的塾師聽了十分高興，說，原來我遍尋不得的那個“得”字跑到了這裏。說著，就把字塊帶走，回去後，貼在《大學》的那段書上。兩人各有所獲，皆大歡喜。
讀書生活十分緊張，不僅白天上課，晚上還要自習，溫習當天的課業，以增強理解，鞏固記憶。次日上課，第一件事便是背誦頭一天布置的課業。兒時的記憶力再強，背誦這一關也是不好過的。一年到頭，朝朝如是。到時候，先生端坐在炕上，我要背對著他站在地下，聽到一聲“起誦”，便左右搖晃著身子，朗聲地背誦起來。遇有錯訛，先生就用手拍一下桌麵，簡要地提示兩個字，意思是從這裏開始重背。背過一遍之後，還要打亂書中的次序，隨意挑出幾段來背。若是沒有做到爛熟於心，這種場麵是難以應對的。
我很喜歡背誦《詩經》。“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整齊協韻，詩意盎然，重章疊句，琅琅上口，頗富節奏感和音樂感。誦讀本身就是一種欣賞，一種享受。可是，這類詩章也最容易“串籠子”，要做到“倒背如流”，準確無誤，就須下笨功夫反複誦讀，拚力硬記。好在木版的《詩經》字體較大，每次背誦七頁八頁，倒也覺得負擔不重，可以照玩不誤；後來，逐漸增加到十頁、十五頁；特別是因為我淘氣，先生為了用課業壓住我，竟然用訂書的細錐子來紮，一次帶起多少頁來就背誦多少。這可苦了我也，心中暗暗抱怨不置。
私塾的讀書程序，與現今的學習方法不盡相同，它不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礎上再作記憶，而是先由先生逐字逐句地串講一遍，掃除了讀音障礙之後，學生就一遍遍地反複誦讀，直到能夠背下來的程度，也就是：先背誦，再理解。這麼做的道理在於，十二三歲之前，人的記憶能力是最發達的，趁著這個黃金時段，把需要終生牢記的內容記下來。前人把這種強記的功能稱作“童子功”。
劉老先生認為：“隻讀不作，終身鬱塞。”他不同意晚清王筠《教童子法》中的觀點，認為王筠講的“兒童不宜很早作文，才高者可從十六歲開始，魯鈍者二十歲也不晚”，是“冬烘之言”。他說，作文就是表達情意，發抒思想，這都有賴於思考。從一定意義上說，說話也是在作文，它是先於讀書的。兒童如果一味地強記、硬背，而不注意訓練表達、思考的能力，頭腦裏的古書，橫堆豎放，越積越多，就會把思路堵塞得死死的，像《孟子盡心》篇所說的：“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小孩子也是有思路的，應該及時引導他們，通過作文進行表達情意、思索問題的訓練。
“魔怔”叔對他的這種說法，極表讚同。最後，兩位共同商定，在“四書”、《詩經》之後，接著，依次講授《史記》、《左傳》、《莊子》，以及《古文觀止》和《古唐詩合解》，強調要把其中的名篇一一背誦下來，爾後就練習作文和對句、寫詩。
老先生很強調對句。他說，對句最能顯示中國詩文的特點，有助於分別平仄聲、虛實字，豐富語藏，擴展思路，這是詩文寫作的基本功。作為輔助教材和工具書，他找出來明末清初李漁的《笠翁對韻》。這樣，書窗裏就不時地傳出“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山花對海樹，赤日對蒼穹。雷隱隱，霧蒙蒙，日下對天中”的誦讀聲。
他講，對句，要分清虛字、實字。一句詩裏多用實字，顯得凝重，但過多則會流於沉悶；多用虛字，顯得飄逸，過多則流於浮滑。唐代詩人在這方麵處理得最好。
窗外有一株高大的合歡樹，此時花開得正旺，雄蕊花絲如縷，半白半紅，形似馬纓，因而合歡樹又稱作馬纓花。老先生就從眼前景色入手，以“馬纓花”為題，讓我和嘎子哥找出一種植物來作對。我想了想，答說：“狗尾草”；嘎子哥說：“豬耳菜”。老先生滿意地說：“對得很好，基本要求都達到了。”說著，他又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新買的牛蒡茶，隨口問了一句：
“你們說說看：用‘牛蒡茶’三個字來對，行不行？‘蒡’，讀音
如棒。”
嘎子哥說：“可以。”
我說：“恐怕不行，因為上句的‘花’是平聲，和它相對的應該是仄聲，而‘茶’是平聲字。”老先生點了點頭。
逐漸熟練了，基本上掌握了對句的規律，老先生又從古詩中找出一些成句，讓我們來對。一次，正值外麵下雪，他便出了個“急雪舞回風”的下聯，讓我們以答卷形式，對出上聯。
我麵對著窗前場景，構想了一會兒，便在卷紙上寫下了“衰桐存敗葉”五個字。
先生看了：用毛筆作批：“如把‘存’改成‘搖’，變成‘衰桐搖敗葉’，就堪稱恰對了，但亦未盡善也。”然後，翻開《杜詩鏡銓》，指著《對雪》這首五律讓我看，與“急雪舞回風”相對的原句，是“亂雲低薄暮”。先生說，古人作詩，講究層次，先寫黃昏時的亂雲浮動，次寫回旋的風中飛轉的急雪，暗示詩人懷著一腔愁緒，已經獨坐鬥室，對雪多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