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自傳·“我生不辰”（1958—1976）· 初 念
走出大學校門，我跨上的第一個工作崗位，是在盤山縣第一中學初中班擔任語文教師。
我講授的第一課是老舍先生的《我熱愛新北京》。中學教導主任是我的老校友，事先鄭重其事地囑咐說：上好第一課至關重要，要投入足夠的精力做好準備。我說我有些緊張。他說：沒關係，放開講，以你的文學水平，肯定能夠叫座。直到上課前，他還叮囑我：穩住架，不要慌；切記按時結束，絕對不要“壓堂”。說著，從腕上摘下了手表，放到我的粉筆盒裏。
走進教室，我掃視了一下全場，幾十名學生坐得整整齊齊，靜穆無聲，最後一排坐著語文教研室的幾位同事。簡單地作了自我介紹，我便很快地進入正文。除了按照教案認真講解課文之外，我還對作者的生平、北京的曆史作了重點闡釋。盡管其時我還沒有到過首都北京，對老舍先生更是素昧平生，但我講得還是繪聲繪色，自認生動感人。
特別是講到龍須溝，因為我事先看了老舍先生的劇本，發揮得更是淋漓盡致。我還把劇中人程瘋子的快板大段大段地背了出來：
給諸位，道大喜，人民政府了不起。
了不起，修臭溝，上手兒先給咱們窮人修。
請諸位，想周全，東單、西四、鼓樓前，
還有那，先農壇，五壇、八廟、頤和園。
要講修，都得修，為什麼先管龍須溝？
都隻為，這兒髒，這兒臭，
人民政府看著心裏真難受。
我說，老舍先生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寫了一輩子北京，他對北京的感情極為深摯。他在1936年寫過一篇《想北平》的散文，說：“真願成為詩人，把一切好聽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裏，像杜鵑似的啼出北平的俊偉。”十五年後，他又寫了這篇《我熱愛新北京》，將解放前後的北京加以對比，一個“新”字道盡了北京的滄桑巨變，也寫出了作家對新中國的首都的熾烈的深情。
我就這樣，漫散著講述了我的觀感、體會，完全模糊了時間觀念，更忘記了看上一眼粉筆盒裏的手表，以致外麵響起了下一節課的上課鈴聲，我還在那裏滔滔不絕地講啊，講。結果，回去後被教導主任“訓”了一頓。多虧教研室的幾位同事在一旁大力為我解圍，肯定我的課文講解內容充實，生動感人。
不久，“大躍進”的洪潮便在全縣蓬勃湧起，中學師生大部分時間是下鄉投入生產實踐活動，兵分兩路，有的投入挖渠引水，有的大煉鋼鐵，我則以“缺乏實踐”之名，被下放到棠樹林子鄉禿尾溝村勞動鍛煉。
我背著一個簡單的行李，衣物不多；真正占分量的是一些書—明知道沒有時間看，也還是帶著。其中有一本作家出版社出的豎排繁體的波列伏依的特寫集：《斯大林時代的人》。這位蘇聯著名作家，在1950年代之初，以極大的熱情描寫了一組在伏爾加—頓運河等建設工地上忘我勞動的平凡而高尚的先進人物；情節生動，事跡感人。其中有的篇章如《保價郵包》、《見習生》等，曾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所以印象特別深刻。
這是我第一次以普通勞動者身份走到農民中去。列寧的話：“多接近生活”，從“生活本身發現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對我有直接的啟迪；特別是受到親身參與的轟轟烈烈的生產建設熱潮所鼓動，加上波列伏依的特寫提供了樣板，一時激情迸射，創作欲望勃然升起。於是，利用兩個晚上寫出了短篇小說《搬家》，內容是：河灣村曆年遭受遼河侵襲，為了保護農田修堤築壩，社員趙老明需要搬家，這便產生了公私矛盾，經過一番家庭內部的紛爭、激辯，最後是小局服從大局。後來參觀縣裏的工廠，還寫過一篇《沸騰的春夜》，通過工廠夜戰中發生的矛盾衝突，刻畫一個愛廠如家、剛直不阿的老工人形象。分別刊發在遼寧日報副刊和《營口文藝》上。小說生活氣息濃厚，語言比較鮮活，但寫實成分居多，缺乏形象刻畫、細節描寫，人物個性特征不突出，藝術水準不高。
那時的幹群關係、上下級關係，還是界限嚴明的；但到了鄉下，由於強調領導幹部要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上下級關係有所淡化。這樣，我這個普通中學教師，便有機會同縣委宣傳部一位副部長睡在一鋪炕上。我們每天挑土築壩，或者鑽高粱棵子“放秋壟”，累得腰都直不起來。但是，由於兩人都喜歡文學，躺在炕上，也經常南朝北國地閑嘮，用今天時髦的話說是“平等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