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不同了，社會在進步，“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蕩秋千”活動，早已普及於東北各地所有的朝鮮族自治鄉村，而且，鄰近的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群眾，也都廣泛參與。麵對此情此景，我們在歡樂之餘，真的又平添幾分自豪。
不過，中央屯朝鮮族青年婦女的“蕩秋千”活動，具有高、飄、悠、巧的特點，可謂秀出群倫，獨樹一幟。有幸在中秋之夜，一飽眼福，亦一種偏得也。
文章見報後，許多人看了都稱讚說，有文采，很感人。又經記者站推薦，被省報轉載了，據說，新華社也發了通稿，但我並沒有見到。第二天午後，總編輯找我談話，我以為，這回總算為報紙增了光，便坦然地拉開架子等著聽取表揚。沒想到，竟然是一頓批評。進門後，他也沒有叫我坐下，便冷冷地說，“下去寫點東西是可以的，也應該寫。但要注意不要突出自己，—有必要嗎，署上個人名字？長城是誰修的？故宮是誰建的？咱們的雙台河大橋是誰設計的？你曉得嗎？勞動人民創造了世界，也沒見哪個到處署名。寫個屁股大的，不，巴掌大的一篇小稿，算得了什麼！落上個“本報記者”就蠻好了。榮譽應該歸於集體嘛！”
這番話，對我來說，無異於滿頭熱汗兜頭澆了一瓢涼水，這一頓悶棍打得可不輕啊！不過，文章的傳播終究還是給我帶來了巨大的鼓舞力量，也增強了信心。我暗暗地下了狠心，要利用一切節假日和早晚時間學寫
散文。
文章寫出來了，發表欲也很強，卻沒有勇氣公開往外投稿，隻是悄悄地寄給《中國青年報》、《大公報》和《光明日報》，全部使用筆名，而且，再三叮囑編輯部：“毋須退稿，如不刊用，置之紙簏可也。有事確需聯係，請寄信某街某號。”—這是本城內我姨媽家的住址。但“智者千慮，終有一失”，稿件確實沒有直接退還到本單位，但是，全國性的報紙發表作品，總需了解作者情況，即便是筆名也得察個究竟。那時，“階級鬥爭”這根弦還是繃得很緊的。結果，一星期之內，單位連續接到兩封中央報刊詢問作者情況的信件。因為我畢竟沒有什麼政治問題，所以，單位也隻好蓋章“同意”，這樣，兩篇散文先後都見報了：《插在貨郎擔上的一束鮮花》，歌頌青沙鄉模範貨郎何大爺的先進事跡和敬業精神；《慈母心腸》則是描寫城郊八一大隊一位園田技術員精心培育、蒔弄種苗的感人故事。
但是，從此便惹下了麻煩，再無寧日。總編輯幾次在會上不點名地批評，說有的人提出了入黨申請，卻不注意改造思想，整天“不務正業”，“名利思想冒尖”，“個人主義十分嚴重”。我們全班人馬也隻是四五個人，鋒芒所指，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他在業餘時間打撲克、下象棋，可以理直氣壯；而我在業餘時間搞創作，就叫不務正業？但是，不敢較真，不敢辯解，隻能暗氣暗憋，最後蒙著大被痛哭一場。
不久，省報決定各地記者站充實一批年輕記者，點名調我。我們報社卻以“不是黨員”為由，直接擋了回去。幾天過去，省報又來人商談，說現在雖未入黨但具備近期發展條件的也可以。這次由總編輯直接出麵，告訴來人：“該同誌三年內入黨沒有希望。”同時，和宣傳部商量，推薦部裏一名幹部為省報駐縣記者，幾天後，調令就到了。
這位同誌是忠厚長者，人品很好，而且，具有實踐經驗，熟悉農村情況，但平時很少動筆，對新聞工作缺乏興趣。其時，工作調動是不好講價錢的，自然唯有從命。轉到記者站之後，每逢遇有重大采訪任務，他總要拉上我，由我執筆，然後，兩級報紙分別采用。因為總編輯有話，我們自己報紙刊發時，便署名“本報記者”，而刊登在省報上則由他單獨署名。
一次，我跟隨他去高家灣采訪，見到漁人駕著舢板在河中撒網，同時帶上兩隻鸕鶿捕魚。它們不時地在水中鑽進鑽出，每次必叼出一條大魚放進艙裏。我是頭一次見到這種場景，便好奇地問這問那。他告訴我，不能放任鸕鶿隨意吞食，否則，吃飽了就不再幹活了，所以必須戴上脖套。但隔一會兒，也要喂它一點小魚，以示獎賞。又要它叼魚，又不讓它吃飽，這就是駕馭鸕鶿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