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他說，我們的總編輯從小就玩這個鳥兒，處事也深得此中奧秘，但他隻做不說，隻有一次喝得醺醺大醉，才誌得意滿地泄露了天機。聽到這裏，我當即打了個寒噤，原來，我正處於“鸕鶿的苦境”啊。看來，隻要他老兄當政，我大概是沒有希望脫穎而出了。
那時，我單身在縣城工作，父母住在五十華裏之外的鄉下。大約兩個多月，我能騎自行車回家一次，路麵凸凹不平，至少需要三個小時。這天，幸而遇上了順風，隻花一半時間就進了家門。高興得又唱又跳，剩餘的精力用不完，我就坐下來寫文章。想起這兩年一直都是背時憋氣，勁沒少使，汗沒少出，到頭來撞了滿腦袋大包，真是“文章誤我，我誤青春”。唯有這次算是遇到了好風，隻是機會太稀少了。於是，以清人潘耒的詩句“好風肯與王郎便”為題，順手寫了一篇隨筆。回到機關以後，稍稍冷靜下來，重看一遍，覺得有的地方失於尖刻，便刪除一些牢騷語句，換成正麵表述。隻是由於實在偏愛這首清詩，把“好風肯與王郎便，世上唯君不妒才”保留了。結果，見報後又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本來，文中已經說明了詩中講的是唐代文學家王勃的故實。那年他由故鄉山西龍門出發，在前往交趾省親路上，中途乘船，駛離馬當，幸得一夜好風相送，使他趕上了南昌的盛會，寫下了千古名篇《滕王閣序》。但是，我們這位總編輯，生性嫉妒，心胸褊窄，雖然心思並不放在報紙上，文才也不高，政治嗅覺卻異常靈敏。他一眼就看出了，這是不折不扣地借古諷今，發泄不滿情緒。他說，必須抓住這個典型，深入進行剖析—文章的核心在於“指控妒才”，要害卻在“唯”字上。試想，如果世上唯有風不妒才，那我們這個時代、這個社會，豈不是漆黑一片！
真不愧是總編輯，端的厲害！好在其時正處於三年困難年月，政治環境較為寬鬆；又兼宣傳部長親自出麵，說了“通篇還是正麵文章，隻是引詩不當，終究未脫知識分子習氣”等解圍的話，才算不了了之。
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報社房子漏雨，臨時搬到印刷廠辦公，編輯們除了攜帶一些必需的材料，其餘文字資料都集中放在會計室裏。會計是個剛從財專畢業的女青年，酷愛文學，尤其喜歡背誦古詩。那天，她閑翻大家寄存的文稿和剪報，從我的資料袋裏看到一首七言絕句，便抄錄在筆記本上：
技癢心煩結禍胎，幾番封筆又重開。
臨文底事逃名姓？“秀士”當門莫展才！
這是我在投稿遭到批判後順手寫的，過後忘記銷毀了。若是其他人碰上了，因為了解詩中的含蘊，估計不致公開議論；而女會計新來乍到，不知避忌，且又天真爛漫，渴求知識，便當麵問我：“秀士”是不是指《水滸傳》中的白衣秀士王倫？直嚇得我恨不能用手堵住她的嘴，但一切都晚了，總編輯恰好在場，而且聽得一清二楚，臉子刷拉一下撂下來，比哭喪還難看。我知道，這一關是無論如何也難以躲過了，隻有硬著頭皮等著挨整吧。
幸好“絕處逢生”，縣裏連著開了幾天會，總編輯沒有破出工夫來追查此事；等他開會回來，宣傳部又轉來了中央關於整頓全國地方報刊的通知。我們這張小報定在撤銷之列，“老總”麵臨的首要課題是他的未來去向，少不得要觀察風色，奔走權門，已經沒有精力過問這場“文字官司”了。
1960、1961年，我也曾在營口日報副刊上發表過幾篇散文、隨筆：《菜地裏的遐思》、《綠了沙原》、《英雄本色》。其中影響較大的是雜文《把勁用在正地方》，抨擊社會上的不良現象：拉關係、走後門、扯“老婆舌”，撥弄是非，倡導持之以正，做有利於社會進步、有利於增進團結的事情。這是第一次寫批評類文字，用今天眼光看，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缺少尖利的鋒芒，也沒有觸及實質性問題，但在當時，也就算“異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