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結束，工作總結時，我作了一番檢討，說限於自身能力、水平，市委領導交辦的任務沒能很好地完成，準備回去後加以彌補—認真寫幾篇報道，宣揚一下袁闊成的同群眾打成一片、帶頭說新書和刻苦鑽研精神。結果，我們回到單位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陳一光調任錦州市委書記；而批判“三家村”，新聞單位首當其衝。本來，我已被調入營口市委機關，但運動開始後，原單位的造反派貼出大字報，要求所有調出的編輯、記者，一律回去參加揭發、批判“三家村營口分店”的反黨罪行。回去的當天，就趕上報社造反派聯合高中學生把總編輯丁立身作為“三家村”黑店的代理人揪出批鬥，緊接著，我們幾個所謂黑筆杆子（俗稱“四大金剛”），作為黑爪牙，也被點名批判。
直到鬥爭重點轉移到“走資派”了，我們這些“反動文人”，才被當做“死狗”擱置在一旁。但因為受到過批判，有“汙點”，機關哪個群眾組織也不願吸收為成員，便隻好站在一邊，過著逍遙派的生活。原本我就對於兩派爭鬥沒有興趣，現在倒樂得這個相對自由自在的逍遙狀態。說來也深自慶幸，“文革”十年，我沒有發表過一篇作品。但是，袁先生的訪問記，最後也“胎死腹中”，這卻是個損失。隻能惘然興歎：“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
失意、懊惱之餘，不由地記起了少年時節讀過的《詩經桑柔》章的兩句話：“我生不辰，逢天僤（厚的意思）怒。”其時不過三十歲上下，正值繁花綻放、生意盎然的文學青春期，卻遭致了一場鋪天蓋地的風雨摧殘，說是生不逢辰，未為不可；不過，肇因卻並非遭到上天的厚怒重罰，而純粹是源於人禍。
我之所以十年擱筆，叩其原因：一是，接受了消極教訓，害怕再度觸犯“文網”。曾幾何時，自己還曾因為那些“寶貝文章”而洋洋自得，現在竟都成了背上沉重的包袱，擔心哪一天會突然被再次揪出來，重新遭到批判。為此，甚至覺得縣報老總出於忌恨，不許我署自己名字，到頭來卻是一種無意的“保全”。還想到：兩千三百年前，莊子就發出“驕猴中箭”、“直木先伐”的警告，真有先見之明！在這種狀態下，當女兒進入小學，特別喜歡詩文，老師誇她聰明時，我卻一再給她講，絕對不要弄
這個。
二是，對“幫派文章”那種“拿不是當理說”、生拉強扯、誣罔不實、蓄意傾陷的內涵和居高臨下、武斷蠻橫、矯揉造作的格調，從心裏反感，無意更不屑於往裏麵摻和。
三是，文章的書寫必須發自內心衝動，心有所感，情有所注，方能泚筆為文。創作對於心靈的遵從，是不容否認的。“文革”期間，是非顛倒，觀念模糊，談不上有什麼激動，有什麼感悟，就是說，沒有了精神資源，那還寫什麼？怎麼寫？那個時節，多的是迷茫、困惑、懷疑，—這能寫嗎？不敢寫，寫了也無處發表。
“文革”中還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事出偶然，尤感突然。1968年9月下旬的一天，市革委會政工組長找我談話，說是全市隻剩營口日報社沒有建立革委會了，國慶節前必須實現全市“一片紅”。經過軍隊、地方領導反複醞釀，最後確定由我做報社革委會主任。由於絲毫沒有準備，我一聽，腦袋就大了，緊跟著問：“你是不是開玩笑？我怎麼能擔這個重任？”政工組長嚴肅地說：“怎麼能開玩笑！”接著神秘地說：“這是由韓政委親自點將啊！政委說你是一個難得的人才。在北京兩派談判時，我也在場，政委就是這麼說的。”他說的“政委”是一位軍隊的首長，當時任營口市革委會主任。
原來如此！
這年年初，中央號召各派大聯合，分批召集各地群眾組織頭頭進京談判。記得是1968年1月26日，突然接到通知，說是韓政委要我到北京去。我感到特別突然，也十分緊張，不知出了什麼事—我一介書生，區區一個小科長，找我幹什麼？坐了一夜火車，第二天早晨被接到京西賓館。韓政委對我說：
周總理親自部署和主持這項工作，要求全國各地群眾組織，務必在1月28日前實現大聯合。可是，我們市裏兩派頭頭各執一詞，爭持不下，聯合協議簽訂不了。現在，急需起草一份既符合中央要求，兩派組織又都能接受的聯合協議。明天是最後期限，淩晨五點前必須達成協議。中央的口徑是：一、兩派都是群眾性的革命組織；二、兩派都犯有錯誤，不能“唯我獨左”；三、各自多做自我批評，團結一致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