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自傳·劫後複蘇（1977—1984）·導 引
幾位論者都談到，我在散文的初創期，就能夠全麵地嚐試了各體散文的創作，並且獲取了比較明顯的成效，這是很可喜的。著名散文家郭風先生指出：王充閭的作品，“給我較深的印象，是他不斷地向散文的各個領域，或雲向散文的諸多樣式進行探索和表現出自己的追求與才智，從而取得了別人不能代替的藝術成就”。他把這概括為“自覺的文體意識”。接下來，著名文學評論家吳俊先生也談到，我們能夠從許多角度來界說：“王充閭是一個成熟的文體作家”，“具備了傳統意義上的抒情散文、敘事散文和議論散文的文體特征。比較起來，由於他的散文大多集中於敘寫具體的個人遭際及其命運，因此，同樣可以記人散文視之”；“在他的實際文體形態中，它們都是合而為一、融會貫通的，並且，事實上也很難說哪一種文體特征是最主要的，這就是將王充閭稱之為文體作家的根本原因，或者說，這也是將他視作文化散文作家在文體方麵的根源。王充閭的散文文體特征最足以使他的散文成為文化散文的典型代表”。
著名文學評論家陳遼先生指出：“充閭的散文吸收了我國古典散文的長處，但又和它們不同，在抒情散文中敘事、說理，在敘事散文中抒情、說理，在說理散文中敘事、抒情，並不把三者截然分開。他在說理時，也並不成篇累牘地講道理，而是畫龍點睛、水到渠成地隻說不多的幾句話。但就在這幾句話裏，生活的哲思和真理卻都凝結其中。”
劉勰有言：“情者，文之經”；又說，“情以物興，物以情觀”。就是說，情感不是抽象存在的，而是與感知、表象、感性客體聯係著的。王向峰教授評論說，充閭在抒情散文的創作中，就情感的視角來說，努力做到寄意於象，把情感化為可以感知的形象符號，為情感找到一個客觀對應物，使情成體，便於觀照玩味；而就感性客體的視角來說，則是使景觀、風物向情思轉化。其實，這是一個一而二、二而一的問題。描繪自然也好，展現社會也好，都是訴諸心靈、抒寫心靈，如同瑞士哲學家阿米爾所說的：“一片自然風景是一個心靈的境界。”表現為麵對自然景物或者人間萬象，能夠將人文關懷貫注到無生命的客體表象之中，將自己的主體意識、對人文精神的追求的願望投射到符號和意象之上。
寫作紀遊、記事散文，我力求做到有情、有理、有趣。這裏有三個層次，一是以詩意的、形象的筆墨描繪眼前的事物、景觀，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二是即事即景，能夠發現、引申出一己的獨特感悟、獨特情懷，這裏強調的是“這一個”；三是不止有個人的獨特感懷，還力求通向廣大人民群眾的心靈，尋覓到具有普適性的情懷。
寫作這類作品，我總是不滿足於眼前的所見所聞，竭力追求更深入、更透徹的解讀，常常在曆史與現實之間沉思，從中體會一種立體的、有詩意的感悟。這個流程是雙向的：當抒寫現實風物時，是從眼前所見走向曆史與文化；而那些典章故實，又總是在我抒寫旅途的感受時，同萍蹤思緒纏繞在一起，起到誘發與引導作用。就這個意義來說，賞鑒自然，實際上也是在觀書讀史，在感受滄桑，把握蒼涼的過程中，體味古往今來無數哲人智者留在這裏的神思遐想，透過“人文化”的現實風景去解讀那灼熱的人格，鮮活的情事。當然，我在欣賞自然風物的同時，也是在從中尋找、發現和寄托著自己。
這一時期的寫作，雜文、隨筆、說理散文占較大的比重。我有一種想法，這類說理文章，既然歸類於文學，那就應該是感抒性的，帶有某種詩性的，必須避免過多的抽象、煩瑣的議論；行文中可以借助一些古典詩詞、軼聞逸事，甚至驅遣文學形象與生命體驗，使之得以軟化、細化、詩性化。既然是說理散文，無疑需要具有哲理意蘊，但它應該是溶解在作品中的思想元素，而不是機械的外在貼補或“注水式”的內部填充；是豐富多彩的個性化的展露，而不是單調、劃一的公共話語模式。這裏說的是表現形式、寫作手法，當然，還有比這更重要的兩點，一曰勇氣，二曰銳氣。這是雜文寫作的命脈，舍此，即便敷衍成篇，由於缺乏精神與風骨的支撐，亦無足觀。在這方麵，我自認還有較大的差距。
統覽新時期開始後所寫的散文作品，感到確實比過去有了較大的進步。取材範圍有所擴大，不再限於身旁事、眼前人，而是上下古今，縱橫南北；抒懷、紀遊、敘事、思辨，諸體兼備；無論是散文或者隨筆，跳出了新聞性、紀實性較強的報紙副刊文字的窠臼，文學性較強了，表現在語言運用、心理刻畫、細節挖掘、形象描寫以及聯想、想象手法的運用上。過去主要是刊發在報紙副刊上，現在，則以文學雜誌為主要場地，影響麵顯著地擴大了；許多文章引起了文學評論界的關注，出現了更多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