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但是，創作中的缺陷與不足，仍然存在。看得出來，這一階段的寫作，實際上帶有過渡期轉型的性質—由過去十七年的思維方式、文學觀念、寫作路徑向著新的境域轉換，痕跡是比較明顯的。
著名文學評論家藍棣之教授在談到我的初創期散文的缺陷時，指出：
如果說有什麼不足，那就是在個體的生命體驗方麵。我認為，有時候他的個體生命體驗被過重的文化負荷與曆史理性壓倒了，壓縮了，有時候他看上去缺乏一份對人生的欣賞之情，盡管他也說自甘淡泊，但他很少用置身事外的、欣賞的心情來看待自己的苦樂。如果他稍稍把文化與理性的因素抑製一點，他自己的生命體驗就會從壓抑中釋放出來；如果他對人生（包括他所喜愛的文學創作）稍存一點欣賞玩味的態度，如果他真正放鬆一些，他就會發現個體生命的豐富性，他的散文創作所發掘到的社會人生的層麵，就會更加豐富、深入了。總之，充閭的作品，思想高度是有了，但個體生命體驗的深度尚嫌不足。他對文藝作品的體會是敏感、細膩、深刻的，但這種對藝術的亮點正有可能造成對生活的盲點，使他一看見月亮就想起了李白那個月亮，他的那些對月的感受、自己的體驗反而遲鈍了，忽略了。
說得實在是太好了，可說是一針見血，恰中肯綮。
有的評論家在肯定文筆嫻熟、文字簡潔、凝練、學識淵博、旁征博引的同時，指出了行文拘謹，沒有放開；又兼矜富炫博、詩文征引過多，有的篇章所承載的文化信息過於密集，導致行文擁塞、文氣不暢的毛病。同時指出：“王充閭的散文文本，確是作者嘔心瀝血、潛心創造的藝術品，似乎無瑕可指，無可挑剔；但是，同時也不能忽視那因之而帶來的負麵效應，即較明顯的‘作’文痕跡”。並以《柳蔭絮語》中的一段文字為例：
在一般人心目中，穠李夭桃自是佳麗無比的春色。可是，那位寫過《陋室銘》的很有些辯證思想的劉禹錫卻說：“城中桃李須臾盡，爭似垂楊無盡時！”在詩人的筆下，柳色是十分秀美的。陸放翁說：“楊柳春風綠萬條，憑鞍一望已魂消。”孫魴說：“春來綠柳遍天涯，未見垂楊未可誇。”足見其推崇之至。也許是這些原因吧，自古以來，從皇家到民戶，從軍營到田莊，灞橋、梁苑、隋堤、沈園，到處都喜歡栽植柳樹。文成公主遠嫁西藏，臨行時還珍重地帶上一株長安的翠柳，栽在大昭寺內。至今，去拉薩觀光的人還可以一瞻“唐柳”的風采。清末愛國將領左宗棠率部下西征，“新栽楊柳三千裏，引得春風度玉關”，後人記著他的遺愛，親昵地稱之為“左公柳”。
論者認為，“短短三百餘字，幾乎都是由詩句、故實構成的。雖然博雅、恰切，但終歸是借他人之口表自己之意。這樣的語言，畢竟還是隔了一層”。
再就是，有些作品意蘊挖掘得不深，所見者小，失之直白，流於清淺；有些文章的思想蘊涵缺乏複調與多義性；特別是開頭幾年所寫的文章，存在著文學的個人性、主體性、內傾性不強的缺陷。以寫於1979年的隨筆《燈下漫筆》為例，文章的敘寫，突顯了社會性、普遍性、傾向性的內涵，而欠缺個人的情感體驗。這種心靈傾訴的缺席，同我的對於文學的本質、文學創作的旨歸的認識還比較模糊，以及過去的經曆、現時的境況，特別是思想方麵的束縛，都有著直接的關聯。
當時，我在青年時結識的文友、著名學者、南開大學孫昌武教授還提出了一個自我超越的問題。他直率而懇切地對我說：寫得還是過多，缺乏沉澱，缺乏深化，應該厚積薄發。為了再上個新的台階，要像農民種莊稼那樣，適當時候“蹲蹲苗”，防止貪青徒長。這番教示，針對性很強，關鍵時刻發出，有如“醍醐灌頂”，使我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