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自傳·變革中的升華（1985—1995）·自覺補課
1985年元旦過後，我在市裏接待了兩位知名作家。談話中，他們為不久前頒布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和黨中央提出的“文藝界要大團結、大鼓勁、大繁榮”，而歡欣鼓舞、興高采烈。他們說，文學孕育在社會這個母體之中，改革開放必然帶來文藝生產力的大解放，呼喚著作家藝術家的創造精神和解放思想；看得出來，曆史正慷慨地為作家提供一個新的活動空間和發展空間。
此刻，我所處的位置比較特殊。作為一名地區負責幹部，由於同時從事文學寫作，同全市的文學藝術工作者息息相關，貼近這個群體，親自感受到這個文化熱潮的洶湧澎湃；而作為一個寫作者，因為有主管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實踐，置身改革開放第一線，每天接觸大量的新事物、新變化，具有比較開闊的文化視野和精神境界。
當時我談到，愛因斯坦說過，從事精神創造的人，要有兩種自由：一種是外在的自由，應該在全體人民中提倡一種寬容的精神；另一種是內心的自由，思想上不受權威和社會偏見的束縛，也不受一般違背哲理的常規和習慣的束縛。這兩種自由，於我都直接相關：對於前者我負有責任；而後者，也就是思想解放，正是我兢兢以求的。
其時，中國文壇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一些文學理論家和文學史家幾乎不約而同地將1985年視為“文革”後最重要的一年。在這一年裏，小說界呈現出“尋根文學”與“現代派”雙峰對峙的局麵。前者著眼於民族文化，力圖通過對民族文化精神的挖掘和重構，奠定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根基；後者則與西方現代派緊密相連，采用與傳統的寫作截然相反的藝術方法，表現世界的不可思議和人生的荒誕、孤獨，其中最為盛行的，是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兩種文學流派都引起了理論批評界的高度重視。一時間，西方的哲學、宗教、文化、文學等各個領域的著作被大量譯介過來。這對於封閉已久的中國作家來說，無疑敞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與此同時，詩歌和散文也有了長足發展。尤其是散文，擺脫了80年代緩步前行的狀況，90年代初異軍突起，出現了“美文”與“學者散文”並駕齊驅的態勢，有如80年代的小說，形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散文熱”。文學研究領域，學習外來理論的熱潮更是一浪高過一浪，1985年甚至被人們稱為“方法年”。
與此同時，“美學熱”也在舉國上下蓬勃興起。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些美學巨子圍繞著“美的本質”即“美的根源”所展開的論爭之後，從“文革”結束到80年代中期，他們又就“美的本體”等基本問題，大張旗鼓地展開了爭辯。使美學獨得風氣之先，登上全國一些高校基礎課或選修課的講壇，西方美學著作紛紛被譯介，成為名副其實的顯學。
這些思潮、流派、理論、方法上的爭衡，大大促進了文學創作的發展。創作的風貌脫離了較為單一的模式，藝術方法的探索和革新以更大的步伐推進。作家的主體性在這一時期的創作中表現鮮明，文學在朝著本體回歸。
如果說，上述這些因素，對於我是催生變革的大環境或曰外因的話；那麼，我自身的認識與需求便形成了內在的動力。
孔子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說，1985年我正好是五十歲。何謂“知天命”？說不清楚；但我知道，首先應該知道自己。單就知識基礎來說，我自認必須同時做好兩件事情：已知的應該更新；未知的抓緊補課。小時候，我是從“讀經”開始的，“四書五經”畢竟是封建時代和小農經濟的產物，許多東西需要更新；知識結構不夠完整，學術視野相當狹窄，表現為中國傳統文化這條腿比較粗，而缺乏現代科學思維方式、科學精神的支撐。現代的學問、西方的文史哲經，相對來說，涉獵的比較少，許多新的理論、新的學說、新的思想知之不多，積澱比較薄弱。這樣的結果，必然是思想境界拓展不開，不能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另外，在創作觀念上，我對於文學回歸主體，對於當代文學的主體性、內傾性特征的認識，遠不如傳統散文中“文以載道”的思想那樣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