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學者王充在《論衡》中講過：“誌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當一個人專心致誌於某一學問或事業時，他可能連泰山也視而不見，連身邊的事情也無暇顧及。法國大畫家羅丹關於藝術人才也有這樣一段精彩的論述：“在著名的畫家與雕塑家的傳記裏，滿載某某前輩的天真可笑的趣聞。但是要知道，偉大的人物因不斷思考自己的作品而忽略日常生活。更要知道，有許多藝術家，雖然他們頗有智慧，但表麵上好像膚淺得很，隻是因為他們沒有口才和應答不敏捷的緣故。可是，對於那些淺薄的觀察家來說，善於辭令是聰明伶俐的唯一標誌。”
“意足不求顏色似”，重視神理、本質，而不膠柱於牝牡驪黃，作為一個指導思想，無疑是必要、正確的。但是，人才畢竟要比“馬才”複雜得多，人事工作者不應以此為借口而粗心大意，馬虎從事。在這方麵，我們應提倡更耐心些，更細心些，多問幾個為什麼，多多看上幾眼。
走筆至此，想起《儒林外史》中《周學道校士拔真才》一段故事：五十四歲的童生範進，考了二十餘次，迄未中舉。這次，提學道周進主考，將範進的答卷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裏不怎麼喜歡，想道：“這樣的文字，都說的是些甚麼話！怪不得不進學！”便丟過一邊不看了。又坐了一會，還不見一個人來交卷，心裏又想道：“何不把範進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線之明，也可憐他苦誌。”於是，從頭至尾，又看了一遍，覺得倒是有些意思。末了又看過第三遍，看罷，不覺歎息道：“這樣文字，連我看一兩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後，才曉得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見世上糊塗試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筆細細圈點，卷上加了三圈，填上了第一名。
周老先生可貴之處，在於他愛賢惜才懷有一片赤誠之心。他想的是“倘有一線之明，也可憐他苦誌”。這樣，才能一看再看，細致認真，終於攝取神理，得其真髓。這一點，也是我們汲取九方皋相馬的經驗時，所不可忽視的。
在寫作這些思辨性散文的過程中，我憑借著下述幾個方麵作為支撐點：
一、張揚主體性。這是智性散文的的本質特征所決定的。智性散文不在於抒情，而在於思辨與說理，這就要求突出知識與智慧的含量，實現審美與審智的的交融互彙。最忌諱的是隻見知識、素材的堆砌，而創作主體的靈魂缺席。我力求每篇文章中，都能躍動著創作主體的身影，閃爍著作者的靈思妙悟，做到“六經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經”。創作中，我把魯迅先生的文章奉為圭臬，那“血的蒸汽，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時時引領著我的智性散文的寫作。在這裏，日光七色—赤橙黃綠青藍紫，人生百態千姿。而詩性與哲思，充當了繆斯女神的魔杖。無分悲劇、喜劇，噩夢、美夢，順境、逆境，亮色、暗色，人生一經詩性與哲思點撥，就會凸顯其無常而有常、單調而駁雜、平淡而深邃，增添趣味性，展示其無限的可敘述性、可認知性。
二、敘述方法，體現互文性。事實上也是如此。應該說，每個文本都是一個開放的體係，都是其他文本的鏡子，都包含了其他文本的質素與因子，亦即每個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如文化典籍、古今軼聞、詩詞掌故、名家論述等）的吸收與轉化。這樣，多個文本的質素集中在一篇文章中，可以互相貢獻意義、相互指涉、相互參照、相互印證，釋放出新的意義。像這篇《意足不求顏色似》，為了闡明抓住本質、遺貌取神的道理，就與《列子》、《論衡》、《儒林外史》和古詩、詩論形成了互文關係。有的則是用作者寫作之前閱讀過的作品闡釋此一文本，從而形成文本間互相滲透、互相生發的關係。
三、思維方式上的相似性。這是從互文性衍生出來的。要實現互文，必須充分調動思維主體的聯想與想象功能，將思維對象隨時同其他事物聯係起來思考。有的學者將這種機能稱之為相似思維，亦即利用事物間的內容、結構、動態、功能相似的特點，在具有相似性的對象之間進行類比、連接、隱喻，達到觸類旁通的效果，形成新的認識，拓展一個新的認知空間。這是我的一種習慣用法。比如《青天一縷霞》中，我就曾說到：“我習慣於把望中的流雲霞彩同接觸到的各種事物作類比式聯想。這樣，當我讀了女作家蕭紅的傳記和作品，了解其行藏與身世後，便自然地把這個地上的人與天上的雲聯係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