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方麵，我們是有教訓的。新時期以來二十多年間，中國文壇幾乎把西方近百年的種種文藝思潮、主義和流派統統炒過一遍。80年代初是尼采、薩特、弗洛伊德熱，接下來又是卡夫卡的表現主義，普魯斯特、喬伊斯、伍爾夫、福克納的意識流，還滾動著其他新的方法的熱浪。有人形容為“被新潮這隻狗追趕得連停下來解手的時間都沒有了”。這種現象的出現，有其客觀原因，封閉了多年，一朝國門洞開，眼界煥然一新，難免饑不擇食。從吸取有益營養角度看，這種補課是必需的；但應該以我為主，進行理智的擇取、吸收，不能喪失了本我，一味盲目地跟著潮流跑。實際上，拉丁美洲文學，包括它的魔幻現實主義，決不僅僅是一種創作手法、表現形式，而是作為一種精神境界、生命形態、思維方式反映出來的，裏麵已經融入了作家的生命體驗、心靈感悟。我們有些小說作者看不到這一點，隻是在那裏機械地、簡單地模仿人家的結構、框架或者語言、句法，最後必然陷入“東施效顰”、“邯鄲學步”的尷尬境地。1992年，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中國訪問時曾經提出：“請轉告中國作家，千萬不要模仿我！隻有超越我，才不會走進死胡同。”這種語重心長的告誡，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歸來後，我以“拉美作家群及魔幻現實主義的文化生成”為題，在南開課堂上作了演講。
二是，2005年春，應邀去韓國光州參加藝術節活動，順便訪問了《春香傳》所據原型南原市和《漂海錄》作者崔溥的誕生地和墓地，同他的直係後人進行了深入交談。《漂海錄》是一部十分有價值的作品，講述五百多年前，明朝弘治年間，朝鮮中層官員崔溥因事奉差出外，在海上乘船，不幸遭遇颶風，同船四十二人，從朝鮮濟州島漂至中國台州府臨海縣地，最初被懷疑為倭寇，後經層層審查，解除嫌疑，即受到中國官員和平民的友善接待，遂由浙東走陸路至杭州，然後沿運河經揚州、天津等地到達北京，受到明朝皇帝接見，再由北京出發，陸行至鴨綠江，返回故國。在中國停留達四個月，回國後，崔溥用漢文敘寫這一曆程，名曰《漂海錄》。訪韓歸來後，我依實地考證，結合書中有關敘述，加上分析、評論，寫成學術論文：《蹈海餘生作壯遊》，並在課堂上講演。
兩個講座，反映頗好，認為內容新穎，特點突出，別開生麵，令人耳目一新。
三是，2007年，在南開課堂上演講《創新與想象的呼喚》，之前，對於所講內容包括大量事例與義理、見解，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索。
此外，還在省內高校以及《遼海講壇》、作協文學院等處，多次作學術報告或者開展對話，許多篇章都曾發表在學術刊物上，如《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曆史地位》、《清文化與沈陽》、《曾（國藩）李（鴻章）異同論》、《中國傳統文化與國學》、《東北地域文化的傳承、重塑與創新》、《中國傳統詩詞的創作與欣賞》、《全球化浪潮中有關文學的幾個問題》、《散文的現代化與詩性》、《探討語言的文學性》、《楹聯叢談》、《姓名文化與稱謂問題》等近二十篇。
再就是，結合文學專著的創作進行學術研究，如為了撰寫《龍墩上的悖論》、《張學良：人格圖譜》和《逍遙遊—莊子傳》，都曾閱覽和研索了大量典籍、資料及評論文章，有的還進行了實地考察。
這些花費了我的大量心血與精力的精神勞作，無疑都是個人文學曆程的有機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