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靈魂的曝光，內心的折射。蘇珊朗格說，藝術表現的是人類的情感本質。這種情感本質，必然是人類深層意識的外射，是個體生命對客觀世界的深刻領會與感悟。也就是說，作者要通過自身的靈性和感受力，通過哲學思維的過濾與反思，去燭照曆史，觸摸現實，探索文化，追尋美境。
如果說，“創”，靠的是境界，是識見，是勇氣；那麼，“造”，則必須憑借基礎，憑借積累，憑借本事。一句話，必須“肚子裏有幹貨”。這就要不斷地學習，有計劃、有目的地武裝自己的頭腦。有鑒於此，我在70年代中期集中研讀馬列、80年代中期係統學習哲學、美學、史學的基礎上，到了90年代中期，繼續把學習的重點放在哲學、史學、文學方麵。
依我個人的體驗，學習、研究哲學有兩個要領：一個叫選擇視角，一個叫提出問題。哲學研索本身就是一種視角的選擇，視角不同，闡釋出來的道理就完全不一樣。視角和眼光是聯係著的。視角之外，還有個立足點問題—所處位置不同，觀點和取向就將隨之而變化。運用“八麵受敵法”，每番展讀，都有視角的調整；否則，無法步步深入。
哲學追求的是智慧，知識是別人的，智慧必須靠自己領悟。知識可以背誦，可以訴說，而智慧需要內化為自己的血肉與靈魂，變為自己的思維方式，變為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見識與能力。哲學的掌握，不能靠死背概念。哲學思維當然需要概念，但不能止於概念，不能實行抽象說教和概念式的演繹，必須善於通過感悟，將概念化為智慧，應該“得魚而
忘筌”。
哲學離不開問題，應該從問題出發，發現問題，探索問題。如果你頭腦中沒有掛著問題，隻是記住一些名詞、概念，那麼，哲學對於你可就真的沒有用了。但是，哲學卻又並不提供具體答案，它隻是推動你去思考，反思、體悟、品味、涵泳，這是搞哲學、學哲學、用哲學的不二法門。因此，要有“問題意識”。愛因斯坦就曾說過，他的“腦子裏始終都裝著問題”。理論是關於問題的理性思考；或者說：理論始於問題。過去學哲學有一個偏向，就是滿足於背誦結論，而不善於以理論為指導去發現問題、研討問題、解決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說，哲學不是知識學，而是問題學。這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常解常新，是永不過時的，隻能隨著時代的發展，理解與闡釋方式發生變化。它與科學不同，科學的問題一經找到答案，便成了知識，不再具有問題的性質；二是，如果說科學給人以知識，那麼，哲學就是給人以智慧—提出問題本身就體現了哲學智慧。哲學家的貢獻不在於他解決了多少實際事，而在於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開創性的問題。問題是哲學的發展動力，問題開啟了思維探索之門。
研習曆史、應用史觀，可以說貫穿了我的整個創作曆程，在這方麵可說的話很多，這裏隻談五點體會：
其一，作為一門科學，曆史承擔著兩個角色：一個是最好的老師；一個是高倍數的望遠鏡。我們長期強調曆史的借鑒作用，史書也叫《資治通鑒》，講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西方，鑒古之外，更強調知今。他們說，一個人能夠看到多遠的過去，他就能夠看到多遠的未來。過去我們對於曆史的開闊視野的作用，關注得不夠。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陷。
其二，關於曆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過去對於社會曆史的發展、變化，我們強調必然性，強調經濟基礎的決定性作用，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同時也不應忽視社會的政治、心理、文化等因素。事實上，在一定條件下，傑出人物、自然災變、外敵入侵等偶然因素往往起著直接作用。馬克思說：曆史“發展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這些‘偶然性’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末，世界曆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這裏所說的“神秘性質”，也就是曆史宿命論。為此，我們應當以曆史偶然性為先導，通過大量的、豐富的曆史偶然現象，去揭示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
其三，研習曆史，同時在做兩方麵的工作，一是掌握史實，弄清曆史人物的行跡、曆史進程的脈絡；二是運用史識、掌握史觀，對曆史事件、曆史人物進行分析。前者是基礎，後者見功力。分析曆史人物，除了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他們所處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研討其成長、發展的路徑，成敗、得失的經驗，我還注意運用西方史學研究中經常應用並已證明存有價值的一些現代科學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現代遺傳學的方法和理念，行為科學，現代人才學，曆史心理學等，研究曆史人物的不同特點，比如性格、心理、素質、命運等等。我發現，在曆史事件中，領導者的個人性格、心理素質往往會起到關鍵性作用。再如，過去我們強調人民創造曆史，可是，應用於曆史實際，有時解釋不通。後來讀了恩格斯1890年致約布洛赫的信，深受啟發。他提出的“合力說”認為，曆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誌的相互衝突中產生的，而其中每一個意誌，又是由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促成。這樣，就有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而產生出一個結果，即曆史事變。當然，在眾多合力中有主導與輔助之分。我對西安事變中的張學良，就是這麼分析的。還有，我們習慣於籠統地說某個曆史人物幾分好、幾分壞，三七開，二八開。實際上，還應顧及人物的一生大節，根據不同情況劃分不同階段，結合其所處的曆史大趨勢逐段評價他的功過是非。列寧評論普列漢諾夫，就是這麼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