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自傳·挑戰自我（1996—2006）·麵對曆史的蒼茫
幾十年來，對於曆史題材的文學作品，我一直是情有獨鍾的，這可以追溯到童年時代。我的祖籍是河北大名府（曾是北宋時期的陪都，當時稱作北京），千百年來，這裏傳承下來說書講古的傳統，陸遊詩中描寫的故鄉山陰的情景：“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從前在大名也可以看到；後來遷徙到山海關外的醫巫閭山腳下，連帶著也就把這種說書講古的風習帶了過來。每逢農閑時節，人們吃過晚飯，聚在場院，手裏揮著大蒲扇，“肥唐瘦漢”、“南朝北國”，講起來沒個完，聽起來沒有夠。
待到進入私塾，我所讀過的許多典籍也都是曆史。《史記》、《漢書》、《綱鑒易知錄》自不必說，就連“四書五經”，也都和曆史有關聯，前人不是說“六經皆史”嗎？進了中學以後，“正史”之外，還接觸了一些演義類小說和詠史詩以及中外的曆史劇；“文大”期間臥病，我還認真研究過《後漢書》；而於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馮夢龍編的《東周列國誌》、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等，我都有濃厚的興趣。魯迅先生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題未定草》等，更稱得上是後來所謂曆史文化散文的範本。
那麼，廣大讀者對於曆史題材作品為什麼也至為歡迎呢？我想，可能是由於曆史人物具有一種“原型屬性”，本身就蘊涵著諸多魅力。作為客體對象，比如秦始皇、蘇東坡、康熙帝、曾國藩，他們具有一般虛構人物所沒有的知名度，而且經過時間的反複淘洗、長期檢驗，頭上往往罩著神秘、神奇的光圈；特別是曆史題材比現實題材具有多義性、不確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備一種文體的張力。從審美的角度看，曆史題材具有一種“間離效果”與“陌生化”作用。布萊希特說過：“戲劇必須使觀眾吃驚，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依靠對熟悉事物加以陌生化的技巧。”和現實題材比較起來，曆史題材把讀者與觀眾帶到一個陌生化的時空當中，這樣可以更好地進行審美觀照。
我的曆史文化散文的寫作，始於90年代中期。繼憑吊過北宋、魏晉和古趙故都開封、洛陽、邯鄲之後；接下來，又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有目的地先後叩訪了黑龍江的金源故都阿城和囚禁北宋徽欽二帝的五國城，還去了雲南武定縣的獅子山—傳說中的明初建文帝的“龍隱”之地。在白雲、黃葉飄飛之際，傾聽著曆史老人滿帶著憂思、悲憤與困惑的精神獨白，逐漸地，頭腦中積澱的印象與詩情、理蘊變得清晰起來。於是，從1996年開始，集中寫了《叩問滄桑》、《陳橋崖海須臾事》、《細語邯鄲》、《土囊吟》、《文明的征服》、《獅山史影》等係列散文。憑借著名城勝地這一載體，以詩意的運思和直覺領悟的方式，同似近實遠、若明若暗的曆史展開超越時空的對話，揭示了一些體現曆史必然性的規律性認識，也傳遞了某種靈光閃爍的哲思、禪趣。
在憑吊洛陽魏晉故城遺址之後寫成的《叩問滄桑》中，我沒有重複《黍離》、《麥秀》那孑遺的悲歌和荊棘銅駝的預言警語，而是通過觀照廢墟這悲劇的文化，展現出搏鬥後的虛無，成功中的淪喪，闡釋詩文存在所付出的代價。清人趙翼有兩句著名的詩：“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說的就是詩人的命運與社會、時代的關係，以及成就偉大作家所付出的慘重代價。
魏晉時期可供後人咀嚼、玩味的東西太多。一方麵，是真正的亂世，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激烈，政治腐敗，社會動亂，民不聊生，“名士少有存者”。而另一方麵，這個時期又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是中國曆史上最有生氣、活潑愛美，美的成就極高的一個時代”（著名美學家宗白華語）。這個時期，儒學獨尊地位動搖，玄、名、釋、道各派蜂起，人們的思想十分活躍，個性大為張揚，注重自我表現，暢抒真情實感。大批思想家、文學家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義、自由主義充分高漲，呈現出十分自覺自主狀態和生命的獨立色彩。他們有意識地在玄妙的藝術幻想之中尋求超越之路，將審美活動融入生命全過程，憂樂兩忘，隨遇而安，放浪形骸，任情適性，完全置身於生命過程之中，暢飲生命之泉，在本體的自覺中安頓一個逍遙的人生。一時詩人、學者輩出，留下了許多輝耀千古的詩文佳作。他們以獨特方式迸射的生命光輝，以藝術風度揮灑的詩性人生，給後世的文化發展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拋出一個千古說不盡的話題，為中華民族造就了一個堪資歎息也值得驕傲的文學時代、美學時代以及生命自由的時代。
魏晉文化跨越兩漢，直逼老莊，同時，又使生命本體在審美過程中躍動起來，自覺地把對於自由的追尋當作心靈的最高定位，以一種特定的方式實現了生命的飛揚。當我們穿透曆史的帷幕，直接與魏晉時代那些自由的靈魂對話時，更感到審美人生的建立，自由心靈的馳騁，是一個多麼難以企及的誘惑啊！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以“八王之亂”為中心的宮廷權力之爭，對此，我在行文中投以蔑視與不屑，給予斷然否定。當時，抓住北邙山上星羅棋布的陵寢墓塚這樣一個透視點—
正是由於這裏“地脈”佳美，那些帝王公侯及其嬌妻美妾都齊刷刷、密麻麻地擠了進來，結果就出現了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無論生前是勝利者、失敗者，得意的、失意的，殺人的抑或被殺的，知心人還是死對頭，為壽為夭，是愛是仇，最後統統地都在這裏碰頭了。像元人散曲中講的，“列國周秦齊漢楚，贏，都變做了土；輸，都變做了土。”縱有千年鐵門檻，終歸一個土饅頭。
關於這種現象，莎士比亞也講了，他在劇作《哈姆萊特》中，借主人公之口說，誰知道我們將來會變成一些什麼下賤的東西，誰知道亞曆山大帝的高貴的屍體，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哈姆萊特接著唱道：“愷撒死了，你尊貴的屍體／也許變了泥把破牆填砌，／啊！他從前是何等的英雄，／現在隻好替人擋雨遮風！”莎翁在另一部劇作裏，還拉出理查王二世去談墳墓、蟲兒、墓誌銘，談到皇帝死後，蟲兒在他的頭顱中也玩著朝廷上的滑稽劇。我以為，他是有意向世人揭示一番道理，勸誡人們不妨把功名利祿看得淡泊一些。當然，他講得比較含蓄，因而更加耐人尋味。
而在中國古代作家的筆下，就顯得特別直白、冷峻、痛切了。舊籍裏有一則韻語，譏諷那些貪得無厭，妄想獨享人間富貴、占盡天下風流的暴君奸相：“大抵四五千年，著甚來由發顛？假饒四海九州都是你的，逐日不過吃得半升米。日夜宦官女子守定，終久斷送你這潑命。說甚公侯將相，隻是這般模樣；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