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公祠的一副對聯，把這一主旨揭示得十分透徹：
睡至二三更時，凡功名皆成夢幻；
想到一百年後，無少長俱是古人。
看得出來，在中國曆史上，盡管儒家文化長期以來一直占據主宰地位，但是，文化因子從來都不是一色清純的單維存在。道家文化在人生與藝術的天地中，始終與儒家文化爭奇鬥異，競領風騷。在鑄造民族氣質、精神、性格和模塑人的思維方式、智力結構、文化心態方麵，二者各有其不可代替的作用。如果說，儒家“兼濟天下”，積極入世的宏偉抱負，鑄造了封建士子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因而執著、熱切地追逐“為王者師”、“獻經綸策”的人生極致；那麼，道家出世的隱逸取向，則使他們在“苟全性命於亂世”的時候，能夠知足知止，見幾知命，急流勇退，安頓下一顆無奈的雄心。
我想，在慷慨悲歌的燕趙大地上，出現一個邯鄲道、黃粱夢的傳說，這可能是偶然的。但這兩種似乎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和思想傾向，竟能在千餘年的曆史長河裏和諧地融彙到一起，卻頗為耐人尋味。因為魯迅先生說過，孔子之徒為儒，墨子之徒為俠，作為墨派的孑遺，遊俠家為道義可以赴湯蹈火，死不還踵，他們和儒家同是主張進取的，著眼於調節人與人的關係，這同以老莊思想為代表的，主張清靜無為，崇尚自然，著眼於調節人與自然關係的道家，各有旨歸，各異其趣。但是，他們並不是互不相容，徹底決裂的，不僅經常出現相反相成的互補現象，而且會在不同階段奇妙地統一在一個人身上，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避世與用世的對立統一，正是中國文人的典型心理結構。
而且，隨著境遇、年齡的變化，人們的取向、心態也會產生明顯的差異。魯迅先生在《過客》中有一段非常警辟的描述：當過客問到“前麵是怎麼一個所在”時，老翁的答複是墳場；而女孩卻說是鮮花，“那裏有許多許多野百合，野薔薇”。應該說，他們講的都是真實的存在，卻都隻是一個方麵。之所以各執一詞，是因為女孩正值生命的春天，內心一片光明，充滿蓬蓬勃勃的生機，因而注意的是鮮花簇簇；而老翁已屆暮年，一切人生的追求都被沉重的生活負擔和波驚浪詭的蹭蹬世路所消磨，正所謂“五欲已消諸念息，世間無物可拘牽”，所以注目的隻不過是墳場一片。這是從不同的主觀條件對相同的外界環境作出的截然對立的反映。
《土囊吟》、《文明的征服》兩篇散文，所揭示的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互換位置這一富有哲學意味、帶有規律性的曆史現象。空間上，兩個古跡所在都處於北國苦寒之地；時間上，講述的都是宋金兩朝的軼聞遺事。
《土囊吟》以五國城為敘事基點，講述徽欽二帝“北狩”逸聞，用寫意的技法，簡練勾畫了二帝由龍廷端坐、錦衣玉食到囚縶青城，最後被羈押到東北苦寒之地，飽遭淩辱以終的故事，並題詩以證：“造化無情卻有心，一囊吞盡宋王孫。荒邊萬裏孤城月，曾照繁華汴水春。”有趣的是，過了一百零七年，金人降元，元軍亦於開封近郊的青城下寨，並把金宮室後妃皇族五百多人劫擄至此，爾後全部殺死。“興亡誰識天公意，留著青城閱古今。”（金人元好問詩）曆史潛隱著循環與因果的種子，潛隱著神秘難測的悲劇魔影，曆史的公正標尺被埋藏在人類的良知的大地裏。走筆至此，我再次題詩紀感：“哀憫秦人待後人，鬆江悲咽土囊吟。荒淫不鑒前王恥，轉眼蒙元又滅金！”引證唐人杜牧名篇《阿房宮賦》中“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和“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的警語，闡發曆史奧蘊。
《文明的征服》以“金源故都”上京會寧府為故事焦點，講述的是金代的興衰史，文章尋求曆史之謎的答案，題目中滲透的是對文明與文化的深度思考。穿透曆史的刀光劍影、狼煙烽燧的表象，總攬人事與物理，得出自我的感悟：人類創造的文化，無一不包含著自我相關的價值、功能上的悖謬，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地作反向的運動與轉化。女真人以原始生命的強悍征服並吸收了柔美精致的大宋文明，反過來，在大宋文明腐敗因子的侵蝕下，重蹈覆轍，又被更為野蠻而強悍的蒙古文明所征服。曆史的巨筆在他們之間畫了一個詩意的圓，這是象征著宿命意味的循環怪圈，也是富有玄機禪意的精神怪圈。在這個神秘的怪圈裏，該是演繹了多少令史學家與文學家感傷與懷舊的故事，隱喻著多少藝術與審美的意
蘊啊！
北方少數民族沒有太多的文化積澱，自然也不存在著濃重的舊習的因襲和曆史的負累。除了野蠻、落後的一麵，在文化心理、社群關係上，倒有某些健康成分的底蘊。苦寒的氣候，遼闊的原野，艱難的生計，給女真族以豪勇的性格，強壯的筋骨，質樸的民風，和衝決一切的蠻勁，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他們刻苦耐勞，勇於進取，擅長騎射，能征慣戰。因而在完顏阿骨打這個矯健的民族英雄的統馭下，鐵騎所至，望風披靡，奇跡般地戰勝了軍事力量超過自己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強大對手，十一年間，消滅了立國二百零九年的遼朝，而並吞已有一百六十七年曆史的北宋隻用了兩個年頭。但是，與此同時，也同前朝的契丹、身後的元朝一樣，當他們從漠北的草原跨上奔騰的駿馬馳騁中原大地的時候，都在農耕文化與遊獵文化的撞擊與融合的浪潮中，自覺不自覺地經受著新的文明的洗禮。
金人侵宋是野蠻的，非正義的，它給中原大地帶來了一場災難。而中原文化與北方文化的融合，又主要是在戰爭過程中實現的，戰爭的勝利者在征服敵國的過程中接受了新的異質的文明。從這一點來說，卻又是文明的征服。誠如馬克思所說，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曆史規律。文明征服的結果，是加速了女真封建化的進程，直接推進了金源文明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