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自傳·挑戰自我（1996—2006）·事是風雲人是月
創作曆史文化散文，離不開兩種元素，一個是人，一個是事。我有個說法：“事是風雲人是月。”那麼，月與風雲，誰為主從呢？當然月是中心。“烘雲托月”、“雲開月上”、“月到風來”，“月”總是占據主導地位的。
就是說，曆史總是以人物為中心，曆史是人的實踐活動在時間中的展開。是人創造並書寫了曆史。光照簡冊的萬千事件，誠然可以說是轟轟烈烈，空古絕今，驚天動地，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樁不是人的作為呢！人的思想，人的實踐活動，亦即人的精神存在與物質存在，是一切史實中的最基礎的事實。可以說，曆史的張力、魅力與生命力，無一不與人物緊相聯結著。
曆史中，人是主體，人是出發點與落腳點。人的存在意義、人的命運、人為什麼活、怎樣活，向來都是史家關注的焦點。整個人文學科都是相通的：哲學思索命運，曆史揭示命運，文學表達命運—無往而非人，人是目的，人是核心。所以，馬克思說：“曆史什麼事也沒有做”，“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並為這一切而鬥爭的，不是曆史，而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曆史’並不是把人當作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曆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
讀史也好，寫史也好，有一條不成文的準則，就是重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錢穆語）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障蔽與時空界隔，進入曆史深處，直抵古人心源，進行生命與生命的對話。
而要通心，首先就應設身處地地加以體察，也就是要把曆史人物放在當時當地的曆史情境中去進行察核。南宋思想家呂祖謙有言：“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借用錢鍾書先生的說法，就是“遙體人情，懸想時事，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
再就是強調感同身受，理解前人。研究曆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責前人，率意做出評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換位思考，理解前人，卻是一切治史、寫史者所必不可缺的。明末清初的文學家李漁說過：“凡讀古人之書，論前人之事者，蓋當略其跡而原其心”。法國年鑒學派的著名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在《曆史學家的技藝》一書中也曾指出：“長期以來，史學家像閻王殿裏的判官，對已死的人任情褒貶。這種態度能夠滿足人們內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曆史研究的指路明燈”。其實，“我們對自己、對當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難道就這麼有把握為前輩判斷是非善惡嗎”？我體會他的意思，不是說不應該評騭、研判、褒貶—治史、讀史、寫史本身就意味著評判，而是如何進行評判，亦即按照什麼尺度、堅持什麼原則、采取什麼態度加以評判的問題。
還有，在通心過程中，不僅僅限定在作為客體對象的曆史人物身上，同時也應對於作史者進行體察，注意研索其作史的心跡，探其隱衷，察其原委。對此，清初著名文學家金聖歎有十分剴切而深刻的體會。他說：“人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以，他於遊俠、貨殖傳特地著精神，乃至其餘諸記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他便嘖嘖賞歎不置。一部《史記》隻是‘緩急人所時有’六個字，是他一生著書旨意。”讀史過程中，我也經常著眼於隱蔽在書頁後麵的潛台詞、畫外音。研究《周易》有“變爻”、“變卦”之說，我於曆史也往往注意其演進過程中的“變爻”、“變卦”，從而作出旁解、他說，所謂別有會心。
近二十年來，在我的以曆史為題材的散文中，人物占了絕大多數，主要集中在文人、女性、政要、君王四類人身上，每一類多者二三十人，少的十幾人，都各自組成一個係列。我在北大中文係講演時，專門談到這個問題。我說，每個係列裏的文章並非“平擺浮擱”式的機械組合，而是一種思想意蘊的步步延伸、層層遞進、逐步深化。比如，我寫古代士人的人生際遇、命運顛折，沒有停留在對本人個性、氣質的探求上，而是通過不同的篇章，從更深的層麵上挖掘社會、體製方麵的種因。我想到，中國封建士子的悲劇，不能隻歸咎於自身的人性弱點，還有更深遠的社會根源。
我在散文《馴心》中揭示：作為國家、民族的感官與神經，知識分子往往左右著社會的發展，人心的向背；但是，由於封建社會並沒有先天地為他們提供應有的地位和實際政治權力，為了實現自身的價值，他們必須解褐入仕，並取得君王的信任。而這種獲得，卻是以喪失一己的獨立性、消除心靈的自由度為其代價的。這是一個“二律背反”式的悖論。古代士人的悲劇性在於他們參與社會國家管理的過程，實際上就是馴服於封建統治權力的過程，最後，必然依附於權勢，用劃一的思維模式思考問題，以欽定的話語方式“代聖賢立言”。如果有誰覺得這樣太委屈了自己，不願意喪失獨立人格，想讓腦袋長在自己的頭上，甚至再“清高”一下，聳聳肩、擺擺譜兒：那就必然要像那個狂放的李太白那樣，丟了差事，砸了飯碗，而且，可能比詩仙的下場更慘—丟掉“吃飯的家夥”。
也正是為此吧，對於古代文人，我總是以深沉的悲憫心、同情心，關注著他們的人生命運、身世浮沉、苦樂悲歡。我有一篇講演，專門闡述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曆史命運問題。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從它現身之日起，就和政治糾結在一起，表現了深切的人文關懷、家國情懷。他們總是密切地關注著社會進步，積極參與社會政治實踐。而在封建大一統的情況下，要實現一己的政治主張，充分體現自身價值，必須投靠君王，依附權勢。這是一種命定的人生悲劇。即便是那些大思想家、大文豪、曠世詩哲也概莫能外。
我在《兩個李白》一文中寫道：
在中國古代詩人中，李白確實是一個不朽的存在。他的不朽，不僅由於他是一位負有世界聲譽的瀟灑絕塵的詩仙，—那些雄奇、奔放、瑰麗、飄逸的千秋絕唱產生著超越時空的深遠魅力；而且，因為他是一個體現著人類生命的莊嚴性、充滿悲劇色彩的強者。他一生被登龍入仕、經國濟民的渴望糾纏著，卻困躓窮途，始終不能如願，因而陷於強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鬱與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這種鬱結與憂煎恰恰成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傑作的不竭的源泉。一方麵是現實存在的李白，一方麵是詩意存在的李白，兩者構成了一個整體的不朽的存在。它們之間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強烈的內在衝突，表現為試圖超越卻又無法超越，頑強地選擇命運卻又終歸為命運所選擇的無奈，展示著深刻的悲劇精神和人的自身的有限性。
解讀李白的典型意義，在於他的心路曆程及其窮通際遇所帶來的苦樂酸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幾千年來中國文人的心態。就是說，頗富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