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絕大多數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樣，李白時刻渴望著登龍門，攝魏闕，據高位，掌權衡，以實現一己的宏偉抱負。他高自期許，確信隻要能夠幸遇明主，身居樞要，大柄在手，則治國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來，這一切作為和製作詩文並無本質的差異，同樣能夠“日試萬言，倚馬可待”。顯而易見，這多半是基於情感的蒸騰，而缺乏設身處地、切合實際的構想。他耽於幻想，天真幼稚，習慣於按照理想化的方案來構建現實，憑借直覺的觀察去把握客觀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勢、知人論世、運籌決策方麵，常常流於一廂情願，脫離實際。歸根到底，李白並不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大概連合格也談不上。他隻是一個詩人，當然是一個氣壯山河、睥睨百代、雄視萬夫的偉大詩人。
客觀地看，李白的官運蹭蹬，也並非完全種因於政治才識的欠缺。即以唐代詩人而論，這方麵的水準遠在李白之下的，穩登仕進者也數不在少。要之，在封建社會裏，一般士子都把個人納入社會組合之中，並逐漸養成對社會政治權勢的深深依附和對習慣勢力的無奈屈從。如果李白能夠認同這一點，甘心泯滅自己的個性，肯於降誌辱身，隨俗俯仰，與世浮沉，其實，是完全能夠做個富於文譽的高官的。可是，他是一個自我意識十分突出的人，時刻把自己作為一個自由獨立的個體，把人格的獨立視為自我價值的最高體現。他反對儒家的等級觀念和虛偽道德，高揚“不屈己、不幹人”的旗幟。由於渴求為世所用，進取之心至為熱切，自然也要常常進表上書，銳身自薦，但大前提是不失去自由，不喪失人格，不降誌辱身、不出賣靈魂。如果用世、進取要以自我的喪失、人格的扭曲、情感的矯飾為代價，那他就會毅然決絕，毫不顧惜。
他輕世肆誌，蕩檢逾閑，總要按照自己的意誌去塑造自我，從骨子裏就沒有對聖帝賢王誠惶誠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倫理、道德規範、社會習慣放在眼裏，一直鬧到這種地步：“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家仙”（杜甫詩），痛飲狂歌，飛揚無忌。這要寄身官場，進而出將入相，飛黃騰達，豈不是南其轅而北其轍嗎？
壯誌難酬，懷才不遇，使李白陷入無邊的苦悶與激憤的感情旋渦裏。這種靈魂的煎熬，伴之以自我為時空中心的心態，主體意識的張揚，超越現實的價值觀同殘酷現實的劇烈衝突，構成了他的詩歌創造力的心理基礎與內在動因，給他帶來了超越時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極高的視點、廣闊的襟懷、悠遠的境界、空前的張力。就這個意義來說，既是時代造就了偉大的詩人，也是李白自己的性格造就了自己。當然，反過來也可以說，他的悲劇，既是時代悲劇、社會悲劇，也是性格的悲劇。
我在文章結尾處寫道：
曆史很會開玩笑，生生把一個完整的李白劈成了兩半：一半是，誌不在於為詩為文，最後竟以詩仙、文豪名垂萬古，攀上榮譽的巔峰；而另一半是，醒裏夢裏，時時想著登龍入仕，卻坎坷一世，落拓窮途，不斷地跌入穀底。我想，虧得李白政壇失意，所如不偶，以致遠離魏闕，浪跡江湖，否則，沉香亭畔、溫泉宮前，將不時地閃現著他那瀟灑出塵的雋影，而千秋詩苑的青空，則會因為失去這顆朗照寰宇的明星，而變得無邊的暗淡與寥落。這該是何等遺憾、多麼巨大的損失啊！
如果說，詩仙李白蹭蹬仕途的實例，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照亮了一麵警策的鏡子；那麼，半生處於貶謫生涯中的文豪蘇軾，則為遭遇風波顛折的封建士子提供了一條解脫的路徑。《春夢留痕》一文，截取了東坡先生謫居海南儋州三年這一時段，狀寫他如何以超然的心態、振作的精神，戰勝流離顛沛之苦，進而實現人生價值的。
東坡來到儋州這一年已經六十二歲了，以其羸弱多病之身，不要說發配到這素有“鬼門關”之稱的“風濤瘴癘”、“非人所居”的南荒徼外，即使是再在內地住上三年二載，恐怕也得“子孫舁骸骨以還”了。實際上，朝中執政諸人就是蓄意讓他葬身海外，否則，怎麼會作這樣的安排呢？這一點，先生本人也是了然於心的。
到了儋州，麵對的果然是極端困苦的生活：“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而且毒霧彌漫，瘴癘交攻。而他的內心，尤其苦悶至極。赴儋之前，與他相濡以沫的如夫人朝雲故去，現在已是形單影隻，煢煢孑立，自然無限感傷，倍覺孤獨。這對一個枯木朽株般的垂暮老人來說，無異於“孤樹加雙斧”，等待他的，難道還會有其他結局嗎？
誰料，結果竟然大大出人意外。坡翁在這裏不僅逐漸安居下來，長達三年之久，最後得以生還；而且，還對這蠻荒艱苦的地方產生了深厚的感情，直到遇赦北歸之後，還在朗吟：“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回到內地，當友人問及海南貶居情況時，先生頗帶感情地回答：“風土極善，人情不惡。”
之所以如此，著名學者徐中玉先生在《蘇東坡在海南》一書的序言中深刻地指出，就是因為詩人自己覺得已有了個“今我”。這種曆經艱苦、世變之後的憬悟，是他所覺察到的與“故我”不同的對生命價值、人生意義的新認識的表現。這也正是坡翁在逆境中安時處順、取得精神解脫的症結所在。
除了這種“憬然自悟”，坡翁在儋州還曾得到過高人的指教，從中意外地獲得一場活生生的人生頓悟。
一天，東坡負著大瓢，口中吟唱著《哨遍》詞，漫遊在中和鎮的田間，遇到一位家住城東、正往田頭送飯的七十多歲的老媼，兩人就地閑嘮起來。東坡問道：“老人家，你看於今世事怎麼樣啊？”老媼不假思索地回答說：“世事不過像一場春夢罷了。”東坡又問：“怎見得是這樣呢？”老媼直截了當地講：“先生當年身在朝廷，官至翰林學士，也可以說是曆盡了榮華富貴；今天回過頭看，不就像一場春夢嗎？”東坡聽了，點頭稱“是”，若有所悟，於是，自言自語道：“這就是‘春夢婆’呀！”這番晨鍾暮鼓般的警世箴言，不啻醍醐灌頂，甚至是一場當頭棒喝。
在同普通民眾融洽無間的接觸中，東坡的悟世思想不僅未被消解，反而益發強化起來。據《儋縣誌》記述：一天，東坡過訪當地友人黎子雲，歸來途中遇雨，便從路旁一農夫家借了一頂竹笠戴在頭上，又按照農夫的指點，脫下了布鞋，換上一雙當地的木屐。由於不太習慣，又兼泥濘路滑，走起來晃晃搖搖，跌跌撞撞。路旁的婦女、兒童看見老先生這種尷尬的窘相，紛紛圍觀嘻笑，籬笆裏的群犬也跟著湊熱鬧，“汪汪”地吠叫不止。而東坡先生並不在意，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地說：“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他常常戴上一頂黎家的藤織白帽，穿上帶有花飾的民族服裝，打著赤腳，信步閑遊；路上，不時地同一些文朋詩友打招呼；或者徑入田間、野甸，和鋤地的農夫、攔羊的牧童嬉笑傾談，在一棵枝分葉布的大樹下，天南海北地嘮起來沒完。他平素好開玩笑，有時難免語重傷人，在朝時，家人、師友經常提醒他出言謹慎，多加檢點；現在，和這些鄉間的讀書人、莊稼漢在一起，盡可自由談吐，不再設防，完全以本色示人。有時談著談著，不覺日已西沉，朋友們知道他回去也沒有備飯，便拉他到家裏去共進晚餐，自然又要喝上幾杯老酒，結果弄得醉意朦朧，連自家的桄榔庵也找不到了。這種同當地民眾完全脫開功利目的的純情交往，使他在思想感情上發生了深刻變化，獲得了精神上的鼓舞、心靈上的慰藉，以及戰勝生活困苦、擺脫精神壓力的生命源泉；掙脫了世俗的桎梏，實現了隨遇而安、無往而不自如的超越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