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那種不守信義、六親不認的卑劣人格與痞子習氣，那種政治流氓的慣用手段、欺騙伎倆，那種隻求功利、不顧情理，隻看現實、不計後果，隻講目的、不擇手段的實用主義，多次幫助“無賴劉三”在實力懸殊的戰場上、在楚漢紛爭的政局中，走出困境，轉危為安，化險為夷，直到取得最後勝利。而這種道德與功業完全脫節的情況之所以出現，乃是由於秦漢之際，價值體係紊亂，社會道德淪喪，法家學說盛行，重功利、輕倫理成為一時的風尚，從而使劉邦的肆行無忌，不僅逃脫了社會輿論的譴責，而且，獲得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政治家劉邦看來，他的一切卑劣伎倆，都是正常的，必要的，符合天經地義的，換句話說，這所有的一切，都是當時的險惡環境使然。政治鬥爭，有如兩軍對陣，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殊死搏鬥，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你不吃人就會被人吃掉。如果一味地講道義、守信譽、重然諾、講交情，滿腦子仁義道德、溫良恭儉讓，恪守公平競爭原則，而不懂得如何運用政治手腕、策劃陰謀陽謀，那就連起碼的生存條件都保不住，更何談鬥爭的勝利、事業之成功呢！
比如說對待功臣，劉邦有他自己的一套邏輯。在他看來，韓信出身微賤，不過是一名“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謀劃）不用”的普通士卒，是我劉某人識微末於草莽之中，破格任用了他，為他提供了施展英才、建功立業的機會。要說承恩戴德，首先功臣要感激皇帝，而不應該由皇帝去俯謝功臣。一切立足於自我，“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這正代表了這類梟雄的價值取向與個性特征。
而這一點，恰恰是出身於貴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仁愛忠信之道，從而常常束縛於各種道德規範的項羽所不具備的。項羽的悲劇，從一定意義上說，是道德的悲劇；而劉邦的勝利，則頗得益於他的政治流氓的欺騙伎倆和善用權術、不守信義的卑劣人格與無賴習氣，這使他把握住戰場上的先機，一次次轉敗為勝。現在分析，當時以至後世，論者之所以對項羽這位失敗的英雄無盡地追思、讚歎，其人格的魅力與道德的張力起了很大作用。“偶因世亂成功業”。功業把“流氓皇帝”裝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西楚霸王，卻因失敗而聲名受損。流氓成功，小人得誌，輒使英雄氣短，混世者為之揚眉吐氣。這裏揭示了一種曆史的悖論。
與此相關的，還有事功與人性經常會出現背反的問題。有一些事物，從曆史發展角度看，應予肯定；可是，放在道德層麵上來考量，卻又會遭致否定，比如惡與暴力。恩格斯指出：“惡是曆史發展的動力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暴力，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這是從社會發展規律，從政治學、曆史學方麵加以分析的。事實上，在皇權專製的國家裏，在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混亂社會中，一個主要當權者，如果不具備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氣魄與雄心，沒有為世人所不齒的瘋狂的權勢欲、攫取欲、占有欲，也就不可能在“權力競技場”上生存，當然，也就沒有目標的實現，功業的達成。
我們這樣說，絕不是認為奸雄有理，都應該照樣去做，就是說，不是做價值判斷；這裏隻是揭示曆史上統治階層相互鬥爭的一種常見現象，甚至帶有某種規律性。
其三，奪得天下之後，拚力維護“家天下”。
龍墩坐上，下一步就是苦心孤詣維護這種“家天下”的局麵。中國曆史上為此而用心最苦、用力最大的有兩個皇帝，一個是大宋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一個是大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在《機關算盡》和《宦禍》兩章中，分別地敘說了他們。
由於皇權得來不易；加之，皇權的取得不是憑借正常接班，而是靠武力實現的；因而，稱帝之後，趙匡胤為了保證大宋王朝的長治久安，趙氏子孫萬世一係，在位十七年間，可說是嘔心瀝血，機關算盡。除了迫於嚴峻的形勢，不得不抓緊鏟除南方一些割據政權，剩下來的全部精力，就都放在對內加強中央集權，防範武將造反，消除各種可能危害統一大業的潛在勢力上。概括說來，叫做“收兵權，製將權，分相權，集君權”，始終圍繞著一個“權”字不放。當然，實際效果也並不理想，甚至，可說是事與願違。
這些做法，倒都符合權力分割、相互製約的策略，有效地防範了軍人奪取政權的風險。實踐證明，終兩宋之世，三百餘年再也沒有發生過內部的兵變。但是，從整體來說，這一舉措卻是失算的，因為它嚴重地損害了軍隊的戰鬥力和應敵作戰的能力。掌握了這些情況，我們也就容易理解，宋朝的軍隊何以在對抗外部強敵時動輒不戰而退、潰不成軍了。每一次失敗的結果，自然都是通過外交途徑屈辱求和，每年都要把無盡的白銀、綢緞作為“生存稅金”向外方進貢，以購買昂貴的“和平”。對待入侵之敵，先是“奉之如驕子”，後來淪為“敬之如兄長”，最後敗落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宋人張知甫的《可書》中，引述了紹興人的諧謔：人們將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類比，說金人有柳葉槍，宋人有鳳凰弓；金人有鑿子箭，宋人有鎖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靈蓋。魯迅先生在引證這則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話時，憤慨地說了一句：“自宋以來，我們終於隻有天靈蓋而已”！
事與願違，動機和效果發生嚴重的背謬，另一個典型事例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作為開基創業的老皇帝，他可說是憂危積心，廢寢忘食，對足以挑戰皇權的所有因素，確是般般想到，無一疏漏。可是，實際上卻收效甚微，甚至適得其反。這和皇權專製製度存在著無法化解的根本性矛盾有直接關係。單就老皇帝自身來說，缺乏政治遠見，“火燒眉毛顧眼前”，隻求現實功利，不計後患重重，乃其招災致敗之由。許多禍患的發生，似出“天意”，實係人為。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種下的本是“跳蚤”，而並非“龍種”。
同那些擎吃等穿、坐享其成的紈絝子弟不一樣，朱皇帝經常夜不成眠，深謀苦慮；同時派人偵察輿情，以便隨時捕捉朝野的形勢變化。他生怕臣子懷有異心，覬覦他的煌煌帝業，因而對任何人都不予信任、不敢倚托。懷疑、猜忌、防範，已經到了神經質的程度。全國政務，事無大小，他都要親自處理，因為對別人不放心，怕別人不像他那樣盡心竭力；當然，更深的一層，還是怕大權旁落。比如，他為了把國家一切權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肆意摧毀了長期形成的相權與君權相互配合、相互製約的機製，而使天下安危係於皇帝一身。這在明朝初年兩代君王精明強悍、勤政有為的情況下，弊端尚能遮掩；而到了中晚期，昏庸、怠政之君層現迭出，問題就全部暴露出來了。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卻有三十年荒廢朝政，不召集臣僚議事，不補六卿及府州縣的官職缺員，有所謂“六不做”—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失去了製衡與輔助的機製，遂使奸人乘隙，為所欲為，造成邊患叢生，政局魚爛，長期處於混亂狀態。
至於在宦官問題上的失策，影響所及，就更為慘重了。應該承認，對於宦官幹政，朱元璋原是深存戒慮、早有所備的。他從東漢、晚唐曆史和切身實踐中認識到這種人的嚴重危害性。可是，封建社會屬於人治而非法治，統治者對製度、法律的確立與廢除有很大的隨意性。他的繼承者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頒布新的律例，而不受包括《祖訓》在內的一切製度的約束。於是，曆史就上演了這樣一幕諷刺劇：開國皇帝最怕宦官專權，並且，采取了一係列的防範措施，但是，恰恰是這個他所開創的王朝，成為中國曆史上宦官亂政最為猖獗的時代。
其四，封建繼統和曆史周期率。
西周以來嫡長子王位繼承製度的確立，在一定程度上，對於皇權順利交接、防止皇族內部（主要是皇子之間）因為爭奪皇位而同室操戈，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這裏隻說一點，在中國兩千餘年的封建王朝中，從西漢八歲的昭帝到清末三歲的宣統帝，娃娃皇帝至少有三十個。他們之所以大體上還能“穩坐江山”，確實和這種“百王不易之製”有一定的關係。但是，曆代王朝中血腥奪位，“禍起蕭牆”，一直沒有中斷，成為一切封建統治者無法回避的難題。我在《老皇帝的難題》一章中，從春秋戰國時代的趙武靈王，寫到隋文帝、寫到唐高祖、寫到明太祖，最後寫到清朝康熙皇帝，他們都為安排接班人，解決王朝繼統問題，絞盡了腦汁，也吃盡了苦頭。尤其是康熙皇帝，為皇太子問題，前後折騰了四十餘年，一直到最後咽氣，也沒有處理停當。可說是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