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自從皇權世襲這一體製確立以來，就始終潛伏著一種無法克服，甚至是無法預測的矛盾。這是一個根本跳不出去的怪圈，也可以說，是一個不能破解的悖論：要麼你就幹脆放棄“家天下”的皇位世襲製，“天下為公”，選賢任能；要麼就得每時每刻都麵臨著種種根本無法解決的矛盾，兵連禍結，骨肉相殘，朝廷危如累卵，社會動蕩不寧，直至政權喪失，國破家亡。放棄前者不可能，因為“家天下”、世襲製是曆朝封建皇帝的命根子；這樣，就隻能永無窮盡地吞咽混亂、敗亡的苦果。
“立嫡立長不以賢”，公開放棄了德才考究，可以說是一種極端典型的“非智能型”的皇位繼統方式。其矛盾實質，在於高度集中的皇權與實際的治國理政能力完全脫節。不僅與儒家的“尚賢”、“傳賢”的政治理想相背離，尤其同現實的需要不對稱。如所周知，麵對著極端繁重的政治事務和無限複雜的宮廷紛爭，即使經過嚴格選擇的賢能君主也難以應付，更何況在嫡長子繼承製度下，登上皇位的難免會出現幼兒、白癡乃至性格變態者濫竽充數。這與專製政體所要求的“全智全能型”的聖帝賢王和“偉人政治”，確是南其轅而北其轍。而且，這種製度還預伏著或者說命定地存在著種種危機。立嫡立長，出於諸皇子各守本分從而弭除禍亂的考量，其實隻是一種良好願望。即便是能夠避免分裂於一時，而所立的嫡長子如果不孚眾望，不堪造就，根本不具備統禦天下的才具，日後又將如何？立嫡立長之後，在“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生下的眾多皇子中，難免不會出現才能、功業、威望遠遠超過皇太子的二三佼佼者，奪位的危險就將隨時存在，那麼，東宮太子將何以自處，如何安其預設的權位？老皇帝在撒手紅塵之際，如何能夠放心、瞑目？
縱觀曆代王朝，其實，真正由嫡長子繼承皇位的並不是很多的。這裏受到諸多因素的製約，存在著種種變數和不確定性。比如，許多皇後沒有生兒子，或者雖然生了兒子卻過早地殤亡；有的即使得以順利地成長，或因君王的好惡，會直接幹擾嫡長製的施行；或因對於皇後的感情變化，“愛屋及烏”或者“殃及池魚”，也會影響到嫡長子的繼統；再就是，權奸、藩鎮、閹宦、後妃、外戚幹政，也是影響嫡長子繼承製貫徹實施的重要因素。
禍患的本源，在於君王擁有絕對的權威、無限的權力、巨量的財富，世間一切榮華富貴、物質享受集於一身，而且又能傳宗接代。由於王位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因此，一切“窺視神器”的人，都不惜斷頭流血，拚命爭奪。這種情況，在上古時期不會發生。韓非子說，古代的帝王，住得樸陋，吃得很糟，穿得更差，就其享用來說，都趕不上看大門的；而且，還要帶領民眾，苦幹在前，弄得大腿、小腿上的毛都磨光了，簡直比奴隸還苦。因而，避王位，讓天下，原本是為了脫離苦差事，並沒有什麼值得稱讚的。可是，後世的君王就不一樣了，作威作福，坐享其成，那誰還不爭呢？這樣，爭奪儲位或者直接搶班奪權，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其五，封建王朝皇權統治與文化傳承問題。
我在《馴心》一文中指出，清朝征服者清醒地認識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綠營兵的鐵騎終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麵的歧異。解決人心的向背，歸根結底，要靠文明的偉力，要靠廣泛吸收知識分子。他們自知在這方麵存在著致命弱點：作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資源匱乏，文化落後；而被征服者是個大民族，擁有龐大的人才資源、悠久的文化傳統和高度發達的文化實力。因此，從一開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兩件事上：一是不遺餘力地處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二是千方百計使廣大漢族知識分子俯首就範，心悅誠服地為新主子效力。“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科舉製就是以爵祿為誘餌，把讀書、應試、做官三者緊密聯結起來，使之成為封建士子進入官場的階梯，撈取功名利祿的唯一門徑。
但是，這裏也明顯地存在著一個難於處置的矛盾，或者說是哲學上的悖論：一方麵是治理天下需要大批具有遠見卓識、大有作為的英才；而另一方麵，又必須嚴加防範那些才識過人的知識分子的“異見、異動”，否則，江山就會不穩，社稷就會動搖。最佳的方案，就是把那些“英才”統統炮製成百依百順、俯首帖耳的“奴才”。在牢籠士子，網羅人才方麵，清朝統治者是後來居上，棋高一著的。他們從過往的曆史經驗和現實的特殊環境中悟解到，僅僅吸引讀書士子科考應試，以收買手段控製其人生道路，使其終身陷入爵祿圈套之中還不夠；還必須深入到精神層麵，馴化其心靈，扼殺其個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徹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壓迫的意誌，死心塌地地做效忠於大清帝國的有聲玩偶。
其實，清朝的主子向來就不承認“天王聖明”之外還會有什麼“英才”。他們一向厭惡那些以“賢良方正”自居的臣子，尤其是看不上那些動輒憂心忡忡、感時傷世的腐儒、騷客。因為設若臣下可以為聖為賢，或者人人都那麼“憂患”起來，那豈不映襯出君王都是晉惠帝那樣的白癡、宋徽宗那樣荒淫無道，說明其時正遭逢亂世嗎？乾隆皇帝就否定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說法，他的意思顯然是，如果責任都放在村野匹夫身上，那他這個皇帝豈不形同虛設！所以，“聖朝設考”，物色奴才，當無疑義。
在上述曆史文化散文的寫作中，我著眼於人的性格、命運、人生困境、生命意義的探尋，而不是滿足於事件的講述和場麵的渲染；突破一般的功業成敗、道德優劣的複述，大膽引進邏輯學、數學上的悖論範疇，揭示曆史進程中關於二律背反、兩難選擇的無解性；關於道德與功業的背反，事功與人性的背反；關於動機與效果的背反，欲望、願望、意誌與現實的背反；關於所當為與所能為，所能為與所欲為的矛盾；關於必然與偶然、應然與實然的矛盾，從中破譯那些充滿玄機、變數、偶然性、非理性的東西。通過大量的矛盾事物、微妙細節、異常變故，通過對封建製度、封建帝王荒誕、乖謬的揭露，對欲望無度與權力無限予以否定，呼喚一種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
當然，這種寫作，像文人、政要一樣，同樣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一個時期以來，一些小說、電影，特別是熱播的電視劇，呈現一種很不正常的傾向：刻意美化封建王朝、封建帝王，把一些殘暴、血腥的皇帝，塑造成英明睿智、勤政愛民的君主，著意尋覓一種所謂“人性之美”。我覺得，如果像港台片的“戲說”，那倒還情有可原；可是，他們所標榜的卻是“嚴肅的曆史正劇”。本書的寫作，就是針對這種傾向，通過深度思考，以哲學的思維、曆史的眼光，從“悖論”這一全新的視角，圍繞著王朝與皇帝命運這條主線，對諸多熱門話題展開剖析、評判，既不是曆史事件、為政得失的重複敘述，也並非就事論事的簡單批駁。
在寫法上，我嚐試著用一種新的方式—透過大量的細節，透過無奇不有的色相，透過它的非理性、不確定性因素，複活曆史中最耐人尋味的東西，喚醒人類的記憶。發掘那些帶有荒謬性、悲劇性、不確定性的異常曆史現象；關注個體心靈世界；重視瞬間、感性、邊緣及其意義的開掘。既穿行於枝葉扶疏的史實叢林，又能隨時隨地抽身而出，借助生命體驗與人性反思，去溝通幽渺的時空，而不是靠著一環扣著一環的史料連接；通過生命的體悟，去默默地同一個個飛逝的靈魂作跨越時空的對話，進行人的命運的思考，人性與生命價值的考量。由感而悟、由情而理地深入到曆史精神的深處，沉到思想的湖底，透視曆史更深刻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