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生都在向往遠方，永遠不肯固守一個方麵，也許是一切天才，甚至所有創造者的個性特征，歌德自然也不例外。施泰因夫人的悲劇，正在於她所扮演的角色，作用與能量是有限的，時間的長度也早有安排。當那個走上政壇的“狂飆詩人”需要一個姐姐兼情人、謀臣兼教母的特殊時期結束之後，她這個肉體的長隨、靈魂的護士，在留下理性啟悟、生命體驗的同時，也失去了作為情人的風姿與魅力。結果，歌德在他任職魏瑪的第十二個年頭，出人意外地偷偷潛往意大利，不辭而別，將施泰因夫人重新拋回到孤獨與暗淡之中。顯然，這一舉措既是為了脫離惱人的官場、險惡的環境，又是出於對往日情人的厭倦與規避。作為一種合力，兩種因素推動了這次的遠行。
應該說，此番斷念與割棄，既不是肇始，也並非終結。就他的人生軌跡來剖析，平麵上的直線運行是絕少的，多數情況下都是呈回旋、輪轉、波折、升華等形態。伴隨著一次次的斷念與割舍，歌德實現了一次次的新的開始、新的躍升。這種現象，同蟲蛹化蛾、龍蝦脫殼、蝮蛇蛻去舊皮之後，實現新的演變與成長極其相似。
在八十三載的漫漫人生曆程中，歌德老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是建立在內心不斷地克製之上的。他從一個用熱情支配一切的狂放的人，變成一個比熱情更可寶貴的“責任”的人，克製的人。他每逢對自己克製一次，便會進入一種新的境界，得到一次新的發展。因而，即使到了暮年，人們仍然看不出他有絲毫的衰颯、頹唐之氣。他帶給人們一種重新回歸本真自我的可能。他之所以被許多人奉為“最好的人的榜樣”，就因為他是一個“人”—這是拿破侖對他的評價。唯其是一個“人”，他才被認同有血有肉、有精神、有靈魂；也唯其是一個“人”，才使我們想到，他和其他生物一樣，有生長，有變化、有波折，體現出精神的複雜性、豐富性。
完成於2007年的曆史文化散文《斷念》，形象地刻畫了這位絕代天才（主要是後半期）的生命曆程與精神世界。
與此可以視為姊妹篇的《解脫》，則是另一位絕代天才的生命書寫。
高爾基說過，列夫托爾斯泰是“19世紀所有偉大人物中最複雜的人”，他的內心深處升騰著錯綜而深刻的矛盾，甚至形成了無解的悖論。
托翁並非革命者，但他卻是地主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敵人。他曾直接點名痛斥曆代沙皇，在他們頭上分別冠以“殘忍的”、“愚昧的”、“醜惡的”、“粗暴而昏昧的”的定語，這在那些把沙皇看作“親愛的父親”、“慈悲的天主”的臣仆眼中，簡直是大逆不道，無法無天。可是，同時他又是革命鬥爭道路的死硬的反對派。他的性格中存在著分裂的“兩重性”：一方麵，同情農民，憎恨農奴製；另一方麵，卻又極力反對以革命方式消滅這一罪惡的製度。
他是沙俄帝國秩序的勇敢的揭露者，對“吃人”的農奴製度和整個社會中不合理的現象恨入骨髓；可是，卻奉行“勿以惡抗惡”的哲學，主張通過道德的自我完善來改造現實社會。在他看來，以惡抗惡隻能互相傷害，使惡步步升級；“手段的卑劣不可能導致目的的崇高”；“在血泊之上，營建不起來一個純潔的天國”。他有一個頗具代表性的觀點：“真正的進步是很緩慢的，因為這取決於人們世界觀的轉變，這是幾代人才能完成的事業。”在《告政治家書》中，他形象地敘說：“這將是完滿之至了，如果人們能夠在一霎間設法長成一個森林。不幸，這是不可能的，應當要等待種子發芽，長成，生出綠葉，最後才由樹幹長成一棵樹。”
這樣，現實所應該做的，就是走“道德複活”之路，使私有者自願放棄權利與特權。
他相信：“總有一天，人類會終止爭鬥、廝殺和死刑。他們將彼此相愛，這個時代不可阻擋地必將到來，因為在所有人的靈魂中所植入的不是憎恨，而是互愛。讓我們盡其所能，以使這個時代盡快到來。”為此，他讓《複活》中男女主人公通過“懺悔”和“寬恕”走向“複活”。可是，實際情況卻是，即使在俄國這樣具有濃厚的宗教傳統的國家，托翁所倡導的自我更新、自我拷問、自我鞭撻、自我完善的理想，也並不為大眾所接受。
基督的博愛、孔子的仁義、老子的無為、叔本華對生命目的和意義的叩問—東西方的宗教和哲人的思考，最後都被托翁融彙在“勿以暴力抗惡”的學說之中，有人逕稱之為“托爾斯泰主義”。在托翁的觀念裏，社會改造問題成了一個純粹的倫理道德課題。這樣，囿於天真、夢幻的信念，隻能懷著對“大規模的暴風雨”的恐懼，天天肩負著自製的十字架，對自己輪番展開無休止的劇烈鬥爭。在托翁的世界觀中，真正的民主主義思想和幼稚的烏托邦幻想合而為一。他在宗教信仰上反對暴力，奉行“勿以惡抗惡”的哲學思想；可是，回到現實生活中卻支持農民行動起來反抗農奴主的壓迫。當他看見村中窮苦農民為牛羊、鍋釜被搶走而哀哀啼哭的時候，他憤然麵對那些冷酷無情的衙吏，呼喊起“複仇”的口號。特別是他的作品所蘊涵的旨在推翻專製、腐朽的社會製度的爆炸性力量，更使這種叛逆精神、正義立場彰顯無遺。
同樣的矛盾也反映在宗教與藝術的關係方麵。羅曼羅蘭指出，在托爾斯泰身上，藝術家的真理與信仰者的真理未能完滿的調和；二者的統一隻存在於他的藝術與生命的悲劇之中。他強調藝術的宗教指向，認為“藝術應當鏟除強暴，它的使命是要使天國，即愛，來統治一切”；他為自己的有些作品無補於“天國的統治”而感到愧憾。但在他的生命途程中，藝術之路與信仰之路是並行而分割的，前者順暢發達，後者崎嶇險阻。當看到他醉心於宗教信仰和道德自我完善的投入，歐洲的藝術家包括重病在身的屠格涅夫都籲請他“重新回到文學方麵去”。事實上，即使是晚年的托翁，也並沒有真正地委棄藝術—自己賴以存在的理由。這樣，就在他的心靈深處，宗教與藝術膠葛重重，燃燒著痛苦的火焰。
作為“俄國革命的鏡子”（列寧語），托翁這種矛盾的人生，折射出俄國革命的複雜性；這種矛盾正是俄國社會錯綜複雜的矛盾的反映，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貴族知識分子在尋求新生活中，清醒與軟弱、奮鬥與彷徨、呼喊與苦悶的生動寫照。
人性與神性的糾纏，生活和理想的齟齬，使他陷入了出走、決裂、解脫與留戀家庭、關懷妻子中間依違兩難的困境。他一直在家庭之愛與上帝之愛中間徘徊。他對妻子的既憐愛又反感的矛盾心情，籠罩著整個後半生。他們夫婦各自堅守著高過於自己生命的東西—托翁維護他的至高無上的精神、信仰，守護著他的靈魂的聖潔；而作為家庭主婦，夫人索菲婭考慮的則是一家人的生計，孩子們的現時健康與日後前程。
這些錯綜複雜、難剪難理的矛盾，積聚在心頭，如同利刃切割，烈焰炙烤，把托翁折磨得煩躁不堪，連片刻清淨都難以得到。而莊園與家庭—這從前的避風港、安樂窩、溫馨的愛巢，更成了他心靈的牢獄，恨不得立刻就遠遠離開。不堪痛苦的折磨，在生命的最後三十年，托翁一直在探求著解脫之路。認識到，隻有離家出走，才能擺脫上流社會窮奢極侈的生活方式，才能同這個“被瘋狂包圍”的“老爺們的王國”徹底決裂。他說：“這個家每時每刻都逼得我痛苦不堪，使我哪怕連一年合乎人性、合乎情理的生活都不能過。”他的理想去處，是偏僻的農村茅舍，生活在勞動人民中間。而這一切，都是家人、親屬所無法理解的。為此，他在家裏，精神上處於極端孤立狀態，而且愈演愈烈。
我自認，在《解脫》一文中，這位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的深刻性、複雜性、多麵性得到了充分的映現。
多年來，我一直想寫一篇關於瞿秋白烈士的散文，原因也在於他的思想的深刻性、複雜性，特別是關於《多餘的話》爭議甚大。恰好，2007年有閩西之行，我特意在長汀住了幾天。我想在滿是傷痛的沉甸甸的曆史記憶中，親炙烈士的遺澤，體會其獨特而淒美的人生況味，對這位內心澎湃著激情，用生命感受著大苦難，靈魂中承擔著大悲憫的思想巨人，作一番近距離的探訪，走進他的精神深處，體驗那種靈海煎熬的心路曆程。
如所周知，秋白同誌走上黨的最高領導崗位，是在鬥爭環境錯綜複雜，而共產黨正處於幼年的不成熟時期。就其氣質、才具與經驗而言，他確實不是最理想的領袖人選。但形格勢禁，身不由己，最終還是負載著理想的浩茫，“犬代牛耕”，勉為其難。他沒有為一己之私而消解莊嚴的曆史使命感。結果演出了一場莊嚴壯偉的時代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