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被捕之後，他的心境是無比沉重的。想到為之獻身的黨的事業前路曲折、教訓慘重，他憂心忡忡；對於血火交迸中的中華民族的重重災難，他痛徹心肺，深切反思。他以拳拳之心，“擔一份中國再生時代思想發展的責任”，感到有許多話要說，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可是，處於鐵窗中不宜公開暴露黨內矛盾的特殊境況，又隻能采取隱晦、曲折的敘述策略。在語言的迷霧遮蔽下，低調裏滾沸著情感的熱流，閃爍著充滿個性色彩的堅貞。他因承荷重任未能恪盡職責而深感內疚；也為自己身處困境，如同一隻羸弱的病馬負重爬坡，退既不能，進又力不勝任而痛心疾首。這樣，心中就蓄積下巨大而深沉的痛苦。
至於一己的成敗得失，他從來就未曾看重，當此直麵死亡、退守內心之際，更是薄似春雲，無足顧惜了。即使是曆來為世人所無比珍視的身後聲名，他也同樣看得很輕，很淡。真，是他的生命底色。他把生命的真實與曆史的真實看得高於一切，重於一切，有時達到過於苛刻的程度。為著回歸生命的本真，保持靈魂的淨潔，不致懷著愧疚告別塵世，他“有不能自已的衝動和需要”，想要“說一些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於是，以其獨特的心靈體驗和訴說方式，留下了這篇《多餘的話》，向世人托出了一個真實而完整的自我，對曆史作出一份莊嚴的交代。
他的信仰是堅定的，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否定革命鬥爭的話，但也不願挺胸振臂作英烈狀，有意地拔高自己。他要敞開嚴閉固鎖的心扉，顯現自己的本來麵目。當生命途程瀕臨終點的時候，他以足夠的勇氣和真誠，根絕一切猶豫，把赤裸裸、血淋淋的自我放在顯微鏡下，進行毫不留情地剖析和審判。在敵人與死神麵前，他是一條鐵骨錚錚的硬漢子；而當直麵自己的真實內心時，他同樣是一個真正的強者，真正的勇士。
一端是當年的汀州獄所，一端是羅漢嶺前的刑場—往返於這段不尋常的路上，我反複思考著這樣一個問題：迂回婉轉的《多餘的話》與顯現著勁節罡風的慷慨捐軀，不也同樣構成了相映生輝的兩端嗎？它們所形成的色彩鮮明的反差，恰恰代表了秋白烈士的兩種格調、兩種風範的豐滿而完整的形象，展現出這位“文人政治家”的複雜個性與充滿矛盾的內心世界。
人之不同，其異如麵。有的單純，有的駁雜；有的淵深莫測，有的一汪清淺。而在複雜、內向的人群中，許多人由於深藏固閉，人格麵具遮蔽過嚴，他人是無法洞悉底裏的。作為賦性深沉的時代精英，秋白可說是一個例外。
在畢命前夕，他即使不願作驚風雨、泣鬼神的正義嘶吼，也完全可以選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沉默。可是，他不，偏偏以稀世罕見的坦誠，毫不掩飾、一無顧忌地展露自我，和盤托出豐富的內心世界與多棱多麵的個性特征—沉重的憂心與大割大舍大離大棄的超然，執著而堅定的信念與苦悶、困惑、無奈的情懷，高尚的品格與人性的弱點，奪目的光輝與潛伏的暗影，
猶如懸流、激湍是由水石相激而產生的，這種複雜而豐富的內心世界，也是主客觀相互作用的產物。秋白烈士以文人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到種種尖銳的內在衝突，諸如非自覺的積習與自覺的理智，一己之所長與整體需要，自我精神定向與社會責任，結構決定性與個人主體性之間所形成的內在矛盾，等等。而他的出處、素養、個性、氣質，更為這種矛盾衝突預伏下先決性因子。他是文人，卻不單純是傳統的文人或現代知識分子，而是革命文化戰士；他是政治家，卻帶有濃重的文人氣質，迥異於登高一呼，叱吒風雲的統帥式人物。這樣，也就決定了他既能毫無保留地獻身於革命事業，卻又執著於批判精神、反思情結、懺悔意識、浪漫情懷等文人根性，烙印著現代知識精英的典型色彩。可以說，這是使他困擾終生的根本性矛盾。
長期以來，時代已經確認了那種義薄雲天、氣壯山河的豪情壯舉，應該說，在這方麵，他是做得足夠完美的。不同之處在於，他還同時作了一番洞見肺肝的真情傾訴，並以充滿理性光輝甚至驚世駭俗的話語，進行深沉的叩問和冷靜的思考。—這就突破了既成的思維定式，有些不同凡響了。特別是當他論及那些頗具風險性、挑戰性的話題時，竟以十分濃重的藝術氣質，注入了頗多的理想成分、感情色彩與個性特征，這樣，就難免為“不知者”目為異端，最後遭到種種誤讀和批判。
其實，非此即彼、黑白絕對的思維邏輯，並不能真實認知事物的本質。“光明的究竟，我想決不是純粹紅光”（瞿秋白語）。《馬賽曲》、《國際歌》，英風豪邁中不也洋溢著動人心弦的悲壯與低回婉轉的深情嗎？從美學角度看，這豐富而複雜的人性，比起簡單、純粹來，更容易產生一種人格魅力和強大的張力，吸引人們去思索，去探究。
身為中國大變革時期的探索者、先行者，秋白烈士張揚了真正知識分子的人生境界，具有常說常新的人文價值和現實意義。我相信，即使再過去七十年以至七百年，他還會成為含蘊深厚的話題，令人回味無窮，盛說不衰。同樣，他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莫說當時，即使在幾十年後的今天，那些關於靈魂、關於人生、關於生命價值的終極意義等世紀命題，仍然有著廣闊的闡釋論域和頗多的待發之覆，從而為現代思想史留下鮮活的印跡，足以抗拒時間的流逝，恒久地矗立於曆史深處。
曆經了一場靈魂的煎熬，那鬱塞於胸間的一腔積愫已全盤傾訴出來，現在，他才真正感到徹底地獲得解脫，從而表現出一種從未有過的超然。他早已超越於生死之外了。昨晚，當獲知蔣介石的密令已到，劊子手即將行刑時，顯得異常平靜。他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然後就安然睡下，迅即發出均勻的呼吸聲，“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如置仙境。”
晨曦悄悄地爬上了獄所的窗欞，屋裏倏然明亮起來。他心中想著：這世界對於我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鬥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當然，任何美好事物的爭得，都須償付足夠的代價。為此，許多人踏上了不歸之路。
這樣，他，也就守護著靈魂上路了。
一襲中式黑色對襟衫、齊膝的白布短褲，長筒線襪、黑色布鞋，目光裏映射著理想的幽深，香煙夾在指間，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盡管結核病已經很重了，幾個月的心力交瘁更折磨得他十分虛弱，可是，看上去，仍然是那麼偉岸，灑脫。
走出大門時，他回頭看了一眼空蕩蕩的院落，又向荷槍環伺的軍人掃視了一下，嘴角微微地翹起，似乎想說：敵人的如意算盤—征服一個靈魂、砍倒一麵旗幟、摧毀一種信仰，已經全然落空；得到的隻是一具軀殼。可是，“如果沒有靈魂的話，這個軀殼又有什麼用處？”
途經中山公園，他見涼亭前已經擺好了四碟小菜和一甕白酒，便獨坐其間，自斟自飲，談笑自若。他問行刑者：“我的這個身軀還能由我支配嗎？我願意把它交給醫學校的解剖室。”原來，就連這具軀殼，他也要奉獻給人民。接著就是留影—定格了他最後的風采：背著雙手，昂首直立，右腿斜出，安詳、恬淡中，透露出豪爽而莊嚴的氣概，一種悲壯、崇高的美。路上，他以低沉、凝重的聲音，用俄語唱著《國際歌》，呼喊著“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等口號。到了羅漢嶺前，他環顧了一番山光林影，便盤膝坐在碧綠的草坪上，麵對劊子手說：“此地很好！”含笑飲彈，告別了這個世界。
此刻，“鐵流兩萬五千裏”的中國工農紅軍，正進行著一場震古爍今、名聞中外的偉大長征。而被迫離開革命集體的秋白同誌，在這長僅千餘米的人生最後之旅中，也同樣經受著最嚴酷的生命與人格的考驗。“咫尺應須論萬裏”，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偉大長征。
死亡，是人生最後的也是最為嚴峻的試金石。他以一死完美了人格，成全了信仰，實現了超越個人有限性的追求。烈士的碧血、精魂，連同那淒婉的“獨白”，激越的歌聲，瀟灑從容的身姿，在他短暫而壯麗的人生中，閃現著熠熠光華。
對於他，死亡不是終結，而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