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作為史著也隻能如此。唐劉知幾有言：“史書者，記事之言也”。而我是想以文學形式為漢公立傳。“文學是人學”，自然不能停留在事實的層麵上，它要拓展人的精神世界的多種可能性空間；它要透過事件、現象，發掘出人性、人格、命運抉擇、人生價值等深層次的蘊涵。作為文學作品，還須采用文學手法，驅遣文學語言，借助細節、場麵、心理的刻畫，進行審美創造。它不僅要有形象，還要寫出象外之意、味外之旨、韻外之致。曆史強調敘事的客觀性，而文學主觀色彩鮮明，所謂“須教自我胸中出”，“詩文無我不如刪”。就是說，在文史聯姻中，客觀與主觀二者應該結合起來。
我有一個說法，叫做“為少帥寫心”。所謂“寫心”，也就是著眼於展現傳主及有關人物的個性特征、內在質素、精神風貌、心靈境界。這也就決定了，寫法上不可能是須眉畢現，麵麵俱足，而應是努力追求清人張岱所說的“睛中一畫、頰上三毫”的傳神效果。如果讀者叩問：《成功的失敗者》何以區別於其他傳記？這可視為主要一點吧。當然，這種文學境界，屬於高標準的願景，是很難達致的。在作者來說，起碼是一個懸鵠：“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在《張學良：人格圖譜》的題記中，我曾經說過，盡量不與其他傳記、訪問記、回憶錄、口述曆史重複。此語，現在我還堅持，但須加以說明，因為重複與否，有個如何看待、怎麼認定的問題。喜慶筵席上有一道常見的必備菜—“四喜丸子”，相傳是由唐朝名相、著名詩人張九齡始創的。所用原料，當日張相爺的和我們今天的不會有本質不同；但是，由於烹飪技法、作料添加、火候掌握上存在著差異，味道肯定不一樣。與此類似，為同一個人立傳，敘述的史實、應用的素材互有雷同，在所難免，甚至是必然的；而視角、立論如何，史觀怎樣，作者是否有獨特發現，所謂“獨具隻眼”，則決定著傳記品位的高下。
我的目標是向讀者托出一個活靈活現、有血有肉的真實人物，我要挖掘張學良的精神世界，寫出一部心靈史。也就是在講述他的人生軌跡、行藏出處的同時，寫出他的個性特征，並且從人格層麵上揭櫫他之所以具有如此命運、人生遭際的原因。書中，我潑灑大量筆墨書寫他的個性、人格。比如，在《人生幾度秋涼》一章中，寫他在河南牧馬集車站同老大娘的揮淚交談，透露出他的俠骨柔腸，他的正義感和血性；在台監禁期間，當蔣家父子迫於輿情壓力要他在陽明山選址建房時，他卻提出住在墓地旁邊，以發泄其怨憤情懷，顯現玩世不恭態度；在夏威夷的祝壽會上，同五弟開玩笑，同記者們調侃，都反映出他的幽默、曠達，富有情趣。其他有關章節，在同周恩來、郭鬆齡、蔣介石、宋美齡、蔣四小姐、於鳳至以及溥儀、土肥原等眾多人物的交往中，也都顯現出他的鮮明個性。至於寫詩、讀史、看戲、戒毒、慶生，也都是個性或人格的展露。
張學良的性格特征是極其鮮明的，屬於情緒型、外向型、獨立型。一是活潑，好動，反應靈敏，喜歡與人交往，情緒易於衝動，興趣、情感、注意力容易轉移；二是正直、善良，果敢、豁達，率真、粗獷，人情味濃，重然諾，講信義，勇於任事，敢作敢為。在他的身上，始終有一種磅礴、噴湧的豪氣在；三是胸無城府、無遮攔、無保留、“玻璃人”般的坦誠，有時像個小孩子。而另一麵，則不免粗狂，孟浪，輕信，天真，思維簡單，而且我行我素，不計後果。
這種性格和氣質，有一定的先天因素，而更多的是受一定思想、意識、信仰、世界觀等後天因素的影響，它們製約著張學良的行為，影響著他的命運—休咎、窮通、禍福、成敗。探索張學良的個性的形成，是讀者共同關注的一個話題，我在《成功的失敗者》一章中，從他的家庭環境、文化背景、社會交往、人生閱曆四個方麵加以剖析，四者互為作用，形成一種合力，激蕩衝突，揉搓塑抹，最後造就了張學良的多姿多彩、光怪陸離的雜色人生。
他出生於一個富於傳奇色彩的軍閥家庭。父親張作霖由一個落草剪徑的土匪頭子，最後成為名副其實的“東北王”。張學良從青少年開始，就把父親奉為心中的偶像，在接過權勢、財富和名譽、地位的同時，也承襲了乃父的自尊自信、獨斷專行、爭強賭勝、勇於冒險的氣質與性格。關於社會交往，無論是在奉天，還是在北京、天津，活躍在他的周圍、與他耳鬢廝磨的，大體上是四種人：軍閥將領；貴族子弟（如“民國四公子”），有的是花花公子；文人墨客，多為知名演員、畫家、記者；千金小姐，像宋美齡等知心女友以及他的若幹情人，裏麵大多是他的“粉絲”。在這幾種人中，不少是說幹就幹、目無王法、指天誓日、渾身充滿匪氣的“草莽英雄”，或者揮金如土、仗義疏財、脫略世情、遊戲人生的豪俠之士，這對於他的影響是很深的。
再看文化背景，也就是一定文化環境影響下的價值觀念、道德規範、思維方式與行為模式。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有一句十分精辟的話：一切文化都會沉澱為人格。張學良經受過中西文化、新舊思潮的激烈衝擊、碰撞，使其思想觀念十分駁雜，既有忠君孝親、維護正統、看重名節的儒家文化傳統的影響；又有拿得起放得下、曠懷達觀、脫略世事、淡泊名利、看破人生的老莊、佛禪思想的影子；既有流行於民間和傳統戲曲中的綠林豪俠精神，“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寧可人負我，決不我負人”，俠肝義膽，“哥們兒義氣”；又有個人本位、崇力尚爭、個性解放，蔑視權威的現代西方文化特征。趙四小姐說得很形象：“漢卿是三教九流，背著基督進孔廟。一說話就常說出儒家的思想；可是，在對待生死問題上，又類似於莊禪。”這種中西交彙、今古雜糅、亦新亦舊、半洋半土的思想文化結構，帶來了文化人格上的分裂，讓矛盾與悖論伴隨著他的整個一生。
人生閱曆對於性格的形成，也至關重要。他年未弱冠，即出掌軍旅，由少校、上校而少將、中將、上將，最後成為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一路上，春風得意，高步入雲，在他的身上少了必要的磨煉與顛折，而多了些張狂與傲悍；加上深受西方習尚的濡染，看待事物比較簡單，經常表現出歐美式的個人主義、英雄情結和熱情豪放、浪漫輕狂的騎士風度。他父親的江湖習氣、雄豪氣概，倒是承繼了下來，而其狡黠奸詐，老謀深算，厚顏無恥，反複無常，卻拋在了一邊。從做人方麵講，當然可取；但要應對當時複雜多變、波詭雲譎的政治環境，就力難勝任了。正如他自己所說：“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麵，獨掌大權，此真古人雲：‘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
寫作張學良傳記，在實際動筆過程中，首先遇到的是文體定位問題。我所要寫的是散文，是文學，而不是曆史，不是一般的傳記。我不單是敘事，主要是寫人，要進行心靈發掘，展示人物個性。這樣，就必須借助於心理描寫、形象刻畫和廣泛聯想等文學手法。
我寫張學良在夏威夷威基基海灘上漫遊：
夕陽在金色霞暉中緩緩地滾動，一爐赤焰濺射著熠熠光華，染紅了周邊的雲空、海麵，又在高大的椰林間灑下斑駁的光影。沐著和煦的晚風，張學良將軍坐著輪椅，從希爾頓公寓出來，穿過林木扶疏的甬路，向黃燦燦的海濱行進著。
他從大洋彼岸來到夏威夷，僅僅幾個月，就被這絢麗的萬頃金灘深深地吸引住了，幾乎每天傍晚都要來消遣一段時間。
這裏是世界著名的旅遊勝地，聚集著五大洲各種膚色的遊人。客路相逢，多的是禮貌、客氣，少有特殊的關切。又兼老先生的傳奇身世鮮為人知，而他的形象與裝束也十分普通，不像世人想象中的體貌清奇、豐神瀟灑，所以，即便是雜處當地居民之中，也沒有成為人們注目的焦點。老人很喜歡這種紅塵擾攘中的“漸遠於人，漸近於神”的恬淡生活。
告別了刻著傷痕、連著臍帶的關河丘隴，經過一番精神上的換血之後，他像一隻掙脫網罟、棲身岩穴的龍蝦，在這孤懸大洋深處的避風港灣隱遁下來。龍蝦一生中多次脫殼，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斷地變換角色：先是扮演橫衝直撞、冒險犯難的唐吉訶德，後來化身為戴著緊箍咒、壓在五行山下的行者悟空，收場時又成了脫離紅塵紫陌、流寓孤島的魯濱孫。
初來海外，四顧蒼茫，不免生發出一種飄零感。時間長了逐漸悟出，飄零，原本是人生的一種“根性”。古人早就說了：“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地球本身就是一粒太空中漂泊無依的彈丸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