漲潮了，洋麵上翻滾著滔滔的白浪，濤聲奏起拍節分明的永恒天籟，仿佛從歲月的彼端傳來。原本有些重聽的老將軍，此刻，卻別有會心地思忖著—這是海潮的歎息，人世間的一切寶藏、各種情感，海府龍宮中都是應有盡有啊！
這麼說來，他也當能從奔湧的洪潮中聽到昔日中原戰馬的嘶鳴，遼河岸邊的鄉音喁喁，還有那白山黑水間的風呼林嘯吧？不然，他怎麼會麵對波濤起伏的青煙藍水久久地發呆呢！看來，疲憊了的靈魂，要安頓也是暫時的，如同老樹上的杈椏，一當碰上春色的撩撥，便會萌生尖尖的新葉。而清醒的日子總要比糊塗的歲月難過得多，它是一劑沁人心脾的苦味湯，往往是七分傷慟摻合著三分自懲。
人到老年，生理和心理向著兩極延伸，身體一天天地老化，而情懷與心境卻時時緊扣著童年。少小觀潮江海上，常常是壯懷激烈，遐想著未來，天邊；晚歲觀潮，則大多回頭諦視自己的七色人生，咀嚼著多歧而苦澀的命運。
此刻，老將軍的心靈向度就被洪波推向了生命的起點。
其次，謀篇布局，精心結撰，力求文體出新。我的做法是，以散文形式，集中圍繞一個人寫出二十篇文章，這在過去還不多見。需要精心策劃，使每篇既相互照應，貫通一氣，又不致撞車、重複。看來，撰寫名人傳記，最好辦的是線式結構，像串聯的電路那樣，將傳主的一生行止次第展開；而本書屬於另一種形式，采用的是扇形結構，類似並聯的電路，著眼於內在邏輯，整體構思。這樣，人物、事件的鋪陳，就未必都能體現
時序。
落實到具體篇章，也需要精心謀劃。比如，《人生幾度秋涼》寫的是傳主的百年歲月，漫說一萬字，即使十萬字，怕也難以容納得下。怎麼辦？我運用詩歌的寫法，設計了三個晚上，通過他的心理活動，回首從前，從功業、愛情、人格魅力三個側麵加以展現。這就比較集中，也容易描寫細節了。再比如，漢公與郭鬆齡的糾葛，我采用了戲劇手法，一幕幕地設置場麵，以他的四重尷尬，集中寫了那場戰事。還有，他與宋美齡的關係非同尋常，那麼，如何表現他們的情分呢？這是兩個重量級人物，又是一個眾所關注的敏感話題，分寸需要把握。我的敘述策略是，讓他們自己“出場表演”—我把他們之間的交談與信件加以整合，以“良言美語”概括之。這樣，既保證客觀、真實，又生麵別開，令人耳目一新。為了寫出張學良一生的大起大落，由榮譽的巔峰跌落到聲望的穀底，我敘述了1930年和1931年的兩個“九一八”，生動形象，而且吻合曆史實際。可以說，這些都是煞費苦心的。
著名文學評論家賀紹俊分析：
這本書的創新，集中體現在作者對傳記這種文體的突破上，他將散文的自由表達與傳記的真實性原則有效地結合為一體，提供了一種散文體傳記的新的寫作方式；—他將散文體的主觀性和鮮明的主體意識帶到了傳記體中，從而改變了傳記敘述的思維方式。如果說，傳記敘述的思維的邏輯關係是循著傳主的生命軌跡而構建的話，那麼，王充閭在這部傳記中所表現出的邏輯關係則是在自己解讀和體悟傳主生平的思想脈絡上構建起來的。
其三，適當運用聯想與合理想象。比如，寫張學良在夏威夷的三個晚上，主要是借助聯想與適度想象。有的可能會說，你怎麼知道他是那麼想的？那我就要反問：你怎麼知道他不是那麼想的？這種心理活動，我無法證實，你也無法證偽。我必須也隻能根據事件發展規律和人物性格邏輯，推測他完全可能作那樣的思考。散文必須真實，這是本質性特征；而散文是藝術，惟其是藝術，作者構思時必然要借助於栩栩如生的形象，張開想象的翅膀；必然進行素材的典型化處理，作必要的藝術加工。尤其是涉足曆史題材，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獨一以“當下不再”為條件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不在場”的後人要想恢複原態，隻能根據事件發展規律和人物性格邏輯，想象出某些能夠突出人物形象的細節，進行必要的心理刻畫以及環境、氣氛的渲染，其間必然存在著主觀性的深度介入。
下麵這一段，運用假設、虛擬的手法，推演傳主的心靈世界：
壽命長，閱曆就豐富，在一個多世紀的生命曆程中，他既有鮮花著錦、烈火烹油般的崢嶸歲月，也苦捱過長達兩萬日夜的鐵窗生涯，在神州大陸和孤島台灣，光是囚禁地就換了二十來處。他雖然未曾把牢底坐穿，卻目送了許許多多政治人物走進墳墓，就中也包括那個囚禁他的獨裁者及其兩代兒孫。
當然，對於政治人物來說，長壽也並非都是幸事，套用一句人們常說的話：它既是一種機緣，也是嚴峻的挑戰。曆史上，許多人都沒能過好這一關。八百多年前，白居易就寫過這樣的詩句：“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早年的汪精衛，頭上也曾罩過“革命誌士”的光環，如果他在刺殺攝政王載灃時僥幸而死，也就不會有後來成為“大漢奸”的那段可恥的曆史而遺臭萬年了。當時他的《被逮口占》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不是也曾傾倒過許多熱血青年嗎！
為此，我們不妨設想—
如果二十歲之前，張學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過是一個“瀟灑美少年”，揮金如土、紙醉金迷的紈絝子弟；可是，造物主偏向了他，使他擁有足夠的時間，得以勵誌圖新，從而獲得了多次建功立業的機會。
如果三十歲之前，他不是顧全大局，堅持東北“易幟”，服從中央統一指揮；而是野心膨脹，迷戀名位，被日本人收買，甘當傀儡“東北王”，或者像他父親張作霖所期待的，成為現代的“李世民”，那麼，在大紅大紫、風光旖旎的背後，正有一頂特大號的“漢奸”帽子等待著他。
如果四十歲之前，他沒有毅然決然發動西安事變，而是甘當蔣介石“剿共”、“安內”的陣前鷹犬，肯定不會有任何功業可言，即便僥幸得手，最終也難逃“烹狗”、“藏弓”的可悲
下場。
如果五十歲之前，他在羈押途中遭遇戰亂風險，被特務、看守幹掉；或者在台灣“二二八”事件中，死於營救與劫持的雙方“拉鋸戰”，國人自然不會忘記這位彪炳千秋的楊虎城一樣的烈士，但卻少了世紀老人那份絕古空今的炫目溢彩和生命張力；
如果百歲之前，他在解除監禁、能夠向世人昭示心跡的當兒，通過“口述曆史”或者“答記者問”，幡然失悔，否定過去，那麼，“金剛倒地一攤泥”，他的種種作為也就成了一場鬧劇。事實上，出於各種心態與需求，當時正有不少“看客”靜候在那裏，等著“看戲”，看他在新的時空中邂逅自己的過去時，會以何種方式、何種態度、何種內涵作人生最後的交代。人們欣慰地看到，麵對記者的問詢，老將軍一如既往，鎮定而平靜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還會做西安事變之事。”英雄無悔，終始如一，從而進一步成就了張學良的偉大，使他為自己的壯麗一生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當然，我們也可以設想：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兩岸的現狀，他會怎麼想？作為“中國統一的象征”（索爾伯茲裏語），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他會怎麼做？“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這是他最喜歡也最傷情的兩句古詩。在接受《美國之音》訪談時，老將軍曾經斬釘截鐵地宣布：“兩岸和平統一，這是我最大的願望。”
其四，向中國古典散文學習。蘇軾寫了大量“人物論”，僅漢代就有論述劉邦、範增、張良、晁錯、賈誼、揚雄、霍光、曹操、諸葛亮等論文，筆陣縱橫，語言犀利，謀篇布局匠心獨運。且看各篇文章的開頭：《高帝論》從分析入手，說對奉行仁義的你要講仁義，對注重功利的你就該曉以利害。叔孫通不懂得這個道理，當漢高祖要更換太子時，他以“廢長立幼不合禮法”相諫，結果遭到了劉邦的嗤笑；張良深諳此中奧妙，通過向太子獻計，使劉邦權衡利害，從而獲得成功。《晁錯論》先立論：“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曰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範增論》首先交代事件經過，“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範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於是甩袖離開。《賈誼論》一開始就下定語，慨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互不重複，各具特色。我的二十篇作品，力求互不重複，就從這裏獲得了啟迪，學到了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