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自傳·攀登，樂在苦中（2007—2014）·致意《逍遙遊》
記得在我就讀私塾的第六個年頭，“四書五經”、《左傳》、《史記》、《漢書》都讀過了，塾師確定要讀“諸子”，首先是誦讀《莊子》。這樣，“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這些類似“繞口令”的語句，就以稚嫩的童聲，飛出室外，伴著簷下的風鈴在空中遊蕩。
於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月亮缺了又圓，圓了又缺，花開葉落，說不清多少次了，敬愛的塾師早已骨朽形銷；而“口誦心惟”的綠鬢少年，也已垂垂老矣。滄桑閱盡，但見白發三千；隻有那部《莊子》，依然高踞案頭，靜靜地像一件古玩，意態悠閑地朝夕同我對視。至於莊子本人，更是一直活在我的心裏；他的思想、修為對我的人生道路抉擇、價值取向，曾經產生過深遠影響。這樣，就如同法國著名文學家、哲學家薩特所說的：“他不是一個死去的人，他隻是一個缺席者。”
幾十年前，我即曾設想，有朝一日，一定要走進這位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的故裏，像參謁孔林、孔廟、孔府那樣，踏著莊子的屐痕，親炙他的遺澤。但是，真正付諸實踐，卻又頗費躊躇。哪裏是他的出生地，究竟“鄉關何處”，曆來聚訟紛紜，爭辯不休。概括起來，有河南商丘、民權、山東曹州、東明和安徽蒙城等多種說法。我於1997年、2005年，曾經尋訪過兩次；2012年春天，在《中國曆史文化名人傳》編委會統一安排下，受命撰寫莊子文學傳記，於是，又花費半個月時間，“三顧”意念中的“茅廬”。
十五年間，三次往返於魯南、豫東、皖北南北直線距離大約三百公裏的狹長地帶。每次重點有所不同，第一次是按照傳聞中的莊子遺跡，定點、聚焦，實地尋訪，去了商丘、開封、曹州、鳳陽（濠梁）等地，獲取了一些直觀印象；第二次，沿著《莊子》一書中提供的線索和現當代學者製定的莊子活動年表，北起曲阜、臨淄、菏澤，中經商丘、開封，南下皖北，旁及邯鄲、徐州等地，亦即戰國時的宋、魏、魯、趙、齊、楚等國的部分轄區，凡是莊子可能到過的區域，盡量實地踏查一番；如果說，前兩次重點是“覓地”，那麼，最後這次，則是集中“訪人”—深入菏澤、商丘、亳州三市及其所屬六個縣區，在察其川澤丘阜，遍覽府州縣誌的同時，先後十幾次邀請有關人士，包括當地一些治莊學者進行座談，聽取意見，交換看法，搜集資料，獲得許多有益啟發，不僅增加了切身感受，而且掌握了許多新的線索。
在第二章《鄉關何處》中，我記述了訪察中的觀感：
漫步在魯西南、豫東、皖北大地上，但見稻麥蒙茸，河渠縱橫，高速公路坦平如砥，兩側遍是良田、沃野，完全不是意念中的丘壑起伏、河澤密布的地形地貌—自然景觀已經同《左傳》、《戰國策》、《史記》、《漢書地理誌》等文獻所記載的迥然有異。無情的時間之水，把一切都帶向遠方，埋入地下。似曾相識的黃沙，遠樹，夕照，炊煙，又有哪一樣還殘存著舊日的蹤影？古籍中提到的勾瀆之丘、中丘、乘丘、梁丘、青丘、左丘、犬丘、陶丘、襄丘、富丘、穀丘、黎丘、沈丘和汳水、濠水、濮水、雕水、泓水、蒙澤、孟諸澤等沒有生命的自然景觀，已經百分之百地變形，甚至從地麵上消失了；更不要說有生命的百代人生—飲食男女，生育死亡，饑饉流離，刀兵戰亂，伴隨著悠然遠逝的碧水清風，榮枯代謝的庭花岸柳，盡數淘洗得杳無蹤跡。
道理很簡單，由於今昔政治社會的變遷，加上長期生產實踐對於地理環境的改造，特別是此間處於黃泛區，黃河幾十次泛濫、改道，泥沙層層淤積，致使固有的地貌人煙，已經完全改變了形態。麵對此情此景，不禁感慨係之。當年歐陽修滁州訪古，蘇東坡赤壁夜遊，所接觸的景區的嬗變，長者不過幾十年，短者僅三閱月，他們卻分別發出“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曾歲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複識矣”的慨歎。而今，“歲月其徂”，兩千三百年過去了，還能指望留存什麼遺跡呢！
一千九百年前，東漢的張衡在這片中州大地上，“遊目於九野，觀化乎八方”、“步馬於疇阜，逍遙乎陵岡”，以科學家而兼文學家的超常想象力，懸擬與“委於路旁，下居淤壤，上負玄霜”的莊子的髑髏，展開一場鑿破時空、混同幽明的對話。這已經是很了不起的奢望了；而我，卻有著更大的胃口，幻想著依托夢境—這人類永恒的美學資源、無窮無盡的心靈財富，能夠同莊子本人做一次麵對麵的深入訪談。當斯時也，心中記懷著宋人張耒“白頭青鬢隔存沒，落日斷霞無古今”的詩句，同一位絕古空今的前賢往哲，作一番祛除時間界隔的晤對，那該是何等愜意的滿足啊！
我想，既然中唐時期的文學家沈亞之可以憑借夢境的幻化，穿越一千六百年的時間隧道，從公元9世紀返回到公元前的7世紀，直接與春秋時代的秦穆公暢然交往，爾後寫出一篇膾炙人口的《秦夢記》；那麼，我怎就不能踵其後塵，在一場悠悠幻夢中，拜會那“蘧蘧然”的莊老夫子，“俄然覺”後，也完成一篇《莊夢記》呢？
但是，熱血沸騰之後，稍一冷靜下來，腦子裏便畫出了一個大問號：人家沈亞之醒轉過來，得知所住旅舍原來緊靠著秦穆公的墳墓；可是，莊老夫子的墓地又在何處呢？河南、山東、安徽幾個地方都各據傳聞，競相認定，爭執不休，弄得我迷離莫辨，無所適從，即便想要“與鬼為鄰”，又到哪裏去尋夢、結夢、圓夢、述夢呢？
覿麵肯定是無緣了，我便“中心藏之”，付諸遐想—
也許，就像我在今天奔走路途，苦心搜索著他的物質家園那樣，莊子當日也正在晝夜躦行，尋覓著他的精神家園。西哲不是說過：“哲學就是懷著永恒的鄉愁尋找家園”嗎？“莊子的著述，與其說是哲學，毋寧說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運用思想，與其說是尋求真理，毋寧說是眺望故鄉，咀嚼舊夢”；“他這思念故鄉的病態，根本是一種浪漫的態度，詩的情趣”。（聞一多語）這個“家園”，非是物質，純屬精神；不在外界，而存乎內心。所謂回歸家園，亦即歸根返本，親近本源，回歸自己的
本性。
莊老先生一生的足跡，絕大部分都是刻印在家鄉的黃土地上；然而奇異的是，他卻時時刻刻抱有一種窮愁羈旅、客中思家的孤獨感與漂泊感。作為一個辛苦的旅人，他在那晚鍾搖動的黃昏，此刻，料應正向著無盡的蒼茫，搜尋著僅僅屬於自己的一縷炊煙吧？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無語草芊芊。
不難想象，其時，他的情懷是落寞的，心境是淒苦的。他為那些渾渾噩噩的世人，處於“人為物役”、“心為形役”的種種無家可歸的“異化”狀態，而感到沮喪，感到惆悵，嘴裏喃喃地說：“苶然（困頓之狀）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耶）！”
我仿佛看到，在那“還鄉”之路上，莊老先生身穿一襲綴滿補丁的粗布衣裳，腳穿係著綁帶的草鞋，肩背一個破舊的行囊，曉行夜宿，攢行於蜿蜒起伏的山陵丘壑之間。困乏勞頓之態，令人心生哀憫；但他卻樂此不疲。尋尋覓覓，走走停停，大自然予他以無盡的充實、無窮的逸趣：“山林與（歟）！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而複雜多變的社會自然環境與生生不已的物種演化，更使他感受到大千世界的奧蘊深邃、繁富多彩，從而激發了活力、啟迪著靈思，強化了超常的創造性與想象力，形成他的獨具特色的哲學、美學、文學風格。
依我個人的創作實踐，寫莊子與寫君王、政要以及其他多數文人不同，也有別於張學良傳記的創作。寫其他人物，更多是處於認知的層麵，清醒、平靜、客觀地剖析心理、個性，而寫莊子，則有賴於靈魂的參與、生命的介入，有賴於心靈與生命的體驗。莊子是哲學家，寫莊，自然需要有獨到的識見、超拔的智慧，但我覺得，隻這樣還不夠，還必須有超越性的人生境界，否則無法理解傳主的思想追求、生命底蘊。同樣是隱士，他與漢代的嚴光在“不做犧牛”、“不為有國者所羈”方麵是一致的；但嚴光徹底地遠離俗塵，消極避世，有如禪門衲子，莊子卻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身在其中，卻能潔身自好，不與俗輩同流合汙，因而稱為“遊世”，或曰“間世”。他和晉代的嵇康，世界觀上大體一致，但不像嵇康那樣狂狷，那樣激烈，他善於保護自己。在瀟灑、從容、人生藝術化方麵，他與李太白、蘇東坡相像，但他對社會、民生、世務以及生命價值的實現並不熱衷，不像那兩位還有儒家那一麵。如果硬要在曆史上為他找個同道，也許陶淵明、曹雪芹差堪比擬。
我在《莊子傳》第一章《詩人哲學家》中對此有過概括：
莊子具有高遠的精神境界和開闊的胸襟、視野。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莊子不是這樣，什麼先王的遺範、現世的禮製，在他的心目中，都缺乏應有的權威；而人身的偶像、神鬼的靈明，他更是不予理睬。至於那些“拘於虛（受空間限製，‘虛’同‘墟’）、篤於時（受時間限製）、束於教（束縛於仁義、禮教）”等外在的框限和內在的束縛，對於普通人來說，都是纏夾不清，甚至無法擺脫的；而在他那裏，盡數得到了化解—“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他人非議），無鬼責（鬼神責備），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燿（炫耀），信矣而不期（期求）。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其神純粹，其魂不罷（疲乏）。虛無恬淡，乃合天德（合乎自然稟性）。”他的襟懷曠遠，氣魄絕大，他要“乘雲氣，騎日月，而遊於四海之外”；他要“登天遊霧，撓挑無極（騰躍於無極之境）”。他的目標是：“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辯（變），以遊無窮者”。當代著名學者陳鼓應先生指出，莊子講“至人無己”，這裏的“己”，是指為功名、智巧、形骸、嗜欲所困縛的小我。“無己”，並非沒有自我；乃是超越執於一偏的小我，揚棄世俗價值所拘係的小我，使自己從狹窄的局限中提升出來，而成為擁有大我的至人。這個大我，非生理我，非家庭我，亦非社會我，乃是達於天地境界的我，與萬物相感通、相融和的我，亦即宇宙的大我。
莊子以其極度的清醒，本著超越世俗的價值標準，揭示了遭致遮蔽的生命真實，尖銳地指出：“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蹠亦伯夷已，又惡（何）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就是說，自從夏、商、周三代以來，舉世的人沉溺於世俗奔逐，都為身外之物而改變本性，為某種目的而犧牲自己，無論其為伯夷式的“君子”，還是盜蹠之類的“小人”，盡管所追索的目標不同，亮出的名堂各異，但就其損蝕本性、戕殘生命來說，其間並沒有本質的差別。
麵對世界的荒謬、社會的黑暗、民生的疾苦，莊子並非高踞上遊，迥隔塵凡，脫略世事，也不是“喪己於物，失性於俗”，同流合汙；而是在與眾生同遊共處之中，堅持自我的價值取向，“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實現精神對現實的超越。《大宗師》篇中有“遊方之內”與“遊方之外”的說法，實際上講的也就是入世與出世。莊子所秉持的，既非真正的入世，也不是純然的出世，而是介乎二者之間的“遊世”，或曰“間世”。逍遙塵垢外，“乘物以遊心”。
他並不看重人在社會中的實用價值，對現實功利不屑一顧，更無意踐行儒家那一套“修齊治平”，經邦濟世的方略；也不認同老子的政治道德，奉行所謂“君人南麵之術”。他拒絕參與政治活動，同統治者保持嚴格的距離；卻又不同於上古的隱士許由、巢父，棲身岩穴，潔身自好，不預世事；也不像後世的佛門衲子那樣遁入空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對於那種通過身心逃遁、精神麻醉以求得浮世安閑的取向，他是嗤之以
鼻的。
作為首倡人的自由解放的偉大思想家，莊子視自由精神、獨立人格、自然天性、逍遙境界為人生的終極價值；主張與道冥一，物我兩忘，忘身忘心，不立名分。莊子學說是批判世俗倫常的哲學，是悟化的生命哲學—追尋精神自由和維護人類自然天性的哲學；在人類思想史上，莊子最早以個體生命精神的自由為出發點，鼓吹士人從“殉名”、“殉利”、“殉天下”的自我“異化”中解放出來，他是追求精神自由並欲窮究其真諦的第一人，全麵批判“文明”進程中人性“異化”的第一人，關注生死和精神營衛，力圖揭示生命意義以及演化規律的第一人，深入考察精神現象，揭示美的本質和內在規律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