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最先扮演起我國文化史上的反叛角色，弘揚了與正統儒家文化雙峰對峙、相得益彰的另一個傳統。這一傳統之所以形成並受到後世的認同，是因為在超越了“物欲”、“智能”之後，一種新的生命狀態即自由自適的境界，得以展現在人類麵前，追求個體生命自由也就成為莊子哲學的一個核心的內容。如果說孔子具有十分執著的人生態度，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以一種無窮的理性力量感染著後人的話；那麼，莊子則是憑著他超越的人生智慧以及追求個體精神自由的詩意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莊子哲學是莊子對自身命運作了一番透徹體悟之後的產物，後世之人多能羨慕並向往莊子所擬構的逍遙遊之境，但真正能夠理解莊子的隻能是同樣經曆過命運的顛折，從而獲得自我感悟與自我超越的人。
中國文學作品的特性，是以人為中心，強調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知人論世，要求作者自身的人格與文學合一。循此規律，我們讀莊、解莊、寫莊，有不同的層次，取舍萬殊，門徑各異，深者得其深，淺者得其淺。但歸根結底，還應和人生觀、價值觀聯結在一起。就是說，應該著眼於人生境界、生命智慧，而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認知層麵上。
這裏有一個典型的事例：晚清重臣曾國藩的人生追求，是既要建非凡的功業，又要做天地間的完人，從內外兩界實現全麵超越，這樣，他的痛苦也就同樣來源於內外兩界，終日憂心忡忡，沒有片刻寧貼；特別是他從切身體驗出發，感慨禍福無常，升沉難料，因此，特別欣賞《莊子讓王》篇中的不邀功、不竊祿、恪守本分的楚人屠羊說，表示要“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他還在日記裏寫道：“近來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著意”，“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脈象把得很準，處方也開得正確，說明他的頭腦非常清醒，確是絕頂聰明。無奈，生命是不能模仿的。他從莊子那裏獲取的隻是認知，隻是見識，而無關乎自己的個性，無關乎人生境界。個性與價值觀決定了，他隻能在那裏徒喚奈何，最後依然找不到自我。當然，如果他真的按照莊子說的去做，真的能拜屠羊說為師，真的“在一‘淡’字上著意”，剔除太切的名心、太重的俗見，那他還是“用破一生心”的曾國藩嗎？
魯迅先生說，從血管裏流出的是血，從水管裏流出的是水。電影表演藝術中有“本色演員”的說法，這類演員在性格特色、生活經驗上與銀幕形象接近，這樣的表演靠近生活，真實、自然，符合電影特性的要求，容易為觀眾所接受。著名演員李雪健扮演《渴望》中的男主角宋大成，便是以他特有的淳樸、善良、寬厚、真誠且有些窩囊的性格特征走進觀眾的心靈深處，演活了這個平凡而可愛的小人物，可說是絕對本色。同樣，作為詩人的文天祥、林則徐，唯有他們才能寫出《正氣歌》和“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詩句。寫莊，就應該與其心性相通，價值取向一致。頗似參禪悟道，不是學術性的、理性或者知性的，靠灌輸不行，而有賴於生命體驗，和人生閱曆相關。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為莊子作傳，多少占有一點優勢。在長篇散文《青燈有味憶兒時》中，我曾具體描述過，通過讀《莊》，特別是從父親、族叔身上，從小接受了莊子思想的熏陶、影響，充分認識人生的有限性，爭競之心不強，對名利看得比較淡，欲望不多，能夠知足知止，拿得起放得下。從詩句“鷗鷺不爭車馬道”、“未須奔走競浮名”中，亦可窺見一二。而且，這些思想傾向、價值取向，在前些年所寫的關於莊子、嚴光、李白、蘇軾、楊升庵、曾國藩、秦始皇等人的曆史文化散文中，也都有充分的反映。王向峰先生是知之最深的，他在聽過我的《莊子善做減法》的講座後，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這個講座隻有充閭能做。”
但這裏所說的，隻限於處世、做人、立身層麵，或者說，隻是為《莊子傳》的寫作提供了思想基礎。這固然非常重要，但它並不等同、更代替不了實際操作。毫不誇張地說，為莊子作傳，困難是極大的。姑無論他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我們的哲學底蘊和認識高度望塵莫及，所謂“夫子門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單講傳主的生平、行跡—這是一切傳記作品的脊梁與血肉，見諸載記的竟然寥寥無幾。不是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嗎？
這就要“找米下鍋”。經過反複醞釀，終於探索出三條渠道：首要的、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潛心解讀《莊子》這部書。“解鈴還須係鈴人”，歸根結底，還要從莊子本人的著作中去找素材、找思想、找觀點；其次，盡可能多地收集、披閱、研究古往今來有代表性的關於莊子的學術著作，充分吸收、借鑒前人與時人的研究成果；再次，到傳主及有關人物足跡所至的地區實地訪察，閱覽方誌，進行座談，一以搜索第一手素材、資料、實證及鄉裏軼聞、民間傳說，一以廣泛聽取草根階層對於莊子及莊學研究的看法、意見，注重現場和民間的取向。
第三項工作，通過十五年間的多次走訪，應該說做得比較充分了；這樣，我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前兩項上。
我整整用了三個月時間，聚精會神，心無旁騖，從多角度、多層次讀解《莊子》這部經典。自從束發受教，開篇初讀，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於今，重新把卷研習，心惟手記，對於章節字句、義理辭采，特別是關於莊子其人其事，他的思想主張、精神風貌，進行了比較認真的考究。日夕寢饋其中，未敢稍有懈怠。
遇到的困難，主要是在這部近七萬字的學術著作中，記述莊子本人活動的雖然有二十左右處。但是“寓言十九”，幾乎全都“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出之，像是有意地弄得雲山霧罩，任憑後人去“猜啞謎”、打“三岔口”。清代學者劉熙載說得很形象：“《莊子》之文，如空中捉鳥，捉不住則飛去”。
多虧聞一多先生指點迷津，他說：“歸真的講，關於莊子的生活，我們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一篇中述了不少關於他的軼事，可是誰能指明那是寓言，那是實錄？所幸的，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雖不好坐實為莊子的信史，卻滿足以代表他的性情與思想，那起碼都算得畫家所謂‘得其神似’。”這使我領悟到，讀解《莊子》一書，關鍵在於“得其神似”，亦即應該著眼於領會他的性情與思想。
莊子著書，“致意最在逍遙遊”，以之冠為首篇，無非是要通過多種形象比喻，開宗明義地昭示一己的“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的人生觀與生命觀。其間帶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在彌漫於戰國時期的文明異化、人性扭曲、心為物役、“世與道交相喪也”的生存環境中，如何從精神上、心靈上尋找出路，獲取自由，追尋個體意識的覺醒，實現對自身局限性的超越，體現個人精神意誌的自主選擇，這是莊子的人生鵠的和終極追求。而以閑散不拘、優遊自在、恬淡怡適、心無掛礙為基本標誌的“逍遙遊”，則被視為一種理想的人生境界。我覺得，“逍遙遊”三字是總綱、是主旨，用它來題名傳記，實在是再理想不過了。—舍此不足以映現傳主的精神境界，難以概括其具有全息性質的不憑借外物、無任何拘縛的自由意誌的內在蘊涵與本質特征。
讀《莊》、解《莊》中，我嚐試著應用了兩種具體方法，覺得效果很好。一是運用前人倡導的“八麵受敵法”—“每次作一意求之”，即讀前選定一個視角，有意識地探索、把握某一方麵內容，一個課題一個課題地依次推進。時日既久，所獲漸多，不僅初步連接起早已模糊不清的傳主的身世、行跡、修為，而且從中讀出了他的心聲、意態、情懷、風貌、價值取向、精神追求，尋索到一些解紐開栓的鑰匙與登堂入室的門徑。再就是采用對照、比較的方法，在春秋戰國這個大時段中，把莊子同前代的老子、孔子，同代的惠子、孟子、公孫龍子等進行分析比較，尋根脈，究同異，辨得失，分高下。
在讀解原著的基礎上，展開對前代與當代治莊專家、學者研究成果的借鑒、學習。我備有一部莊學專家方勇教授的百餘萬字的《莊子學史》，通讀一過之後，從中檢索到古今有代表性的研究莊子的近百部（篇）著作，盡力搜羅齊全；同時，又從互聯網上陸續收索到大批當代學者、研究生關於莊子的論文；研讀過程中，還涉及到哲學、史學、美學、邏輯學、心理學等方麵的學術著作。我要做什麼呢？概言之，就是了解古今治莊的全貌，以擴展視野，多方鑒別，集思廣益。著重研索、探究三個方麵的課題：在莊子本人透露的身世、行跡、思想、修為之外，前輩與時賢又發現了什麼新的東西？他們與莊子、他們之間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哪些認識是一致的，哪些存在著根本性的分歧？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現當代學者（包括海外的）對於莊子及其學說的曆史意義、人文價值、功過得失、時代局限，又有哪些新的認識、新的評價？
把握住問題，提練出觀點，對於研究工作來說，這隻是第一步；更關鍵、更要緊的還在於，對這些問題如何分析、鑒別、判斷，進而得出接近客觀實際的結論，具備較高的曆史真實性與可信性。比如，關於莊子的國屬問題，前輩與時賢大致上存在著“宋蒙說”與“楚蒙說”兩種爭論，這從宋代就開始了，今人也有力主“魯蒙說”、“齊蒙說”的。論者各有所據，各執一詞。那麼，寫作傳記時又該如何認定呢？總不能敞著口、諸說並存吧；經過多方勘核，反複考究，斟酌、對照前代和當代的各種主要論據，並且經過三次對豫東、皖北、魯南的實地考察，最後認定莊子為戰國時宋人。再比如，關於莊子的生卒年份，意見多達十幾種，有的通史列舉了五種說法。這種處理方式，述史、著論，未為不可；但寫作傳記就不行了，因為它牽涉到傳主與同代人的整個交往、行跡，必須有個統一、固定的結論。那麼，怎麼確定呢？同樣經過反複考證、過細斟酌，最後采用了馬敘倫先生的推斷：出生於公元前369年前後，卒於公元前286年左右。整部傳記中，遇到類似的事例不知凡幾，都是這樣經過反複推敲、嚴格論證，最後才下筆的。
著名文學評論家古耜指出：“根據傳記寫作的特點和需要，《莊子傳》作者全麵梳理和認真考訂了傳主的平生行跡，包括某些重要場景和細節，使其曆史形象在整體上告別朦朧，走向清晰。既然是為莊子立傳，當然需要對傳主一生的主要行藏，包括其在世間廣有影響的事件，留下一個係統準確的說法。為此，作家一頭鑽進汗牛充棟的莊學史料，進行慎重辨識與仔細斟酌，頗下了一番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沿波討源，刨根問底的功夫。反映到作品行文中便是，事無巨細，不僅都是出言有據，落筆有證，幾近無一字無來曆；而且能夠伴隨著敘事的延伸，及時插入清新自然而又鞭辟入裏的結論依據、謎團揭底、異說分析、舛錯矯正等等，從而引領讀者最大限度地走近真實的莊子。必須承認，這樣一種包含了“清儒家法”（蔡元培語）意味的史料性極強的莊子傳記，在迄今為止的莊學研究史上並不多見。”
如果說，數十年來，我的散文創作手法主要是敘事、描寫間雜著抒情、議論，在謀篇布局、立象盡意、文采修辭，亦即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基本標識方麵著力的話；那麼，這部傳記的寫作，則同時下了義理、考據、辭章等哲學、史學方麵的功夫，是真正地做學問。
當然，這樣說，絕不意味著文學方麵的功力不重要。叢書編委會明確提出了以文學手法撰寫名人傳記的要求，而且有審核班底作為監督、保證：一為學術組，一為文學組，雙向審查，哪方麵達不到標準都無法通關。
說到撰寫名人傳記，劈頭遇到的就是一個體例問題。古代的不說了，近現代的民國四大著名傳記：吳晗的《朱元璋傳》、朱東潤的《張居正傳》、蕭一山的《曾國藩傳》、梁啟超的《李鴻章傳》，還有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米開朗琪羅傳》、《托爾斯泰傳》，所謂“名人三傳”，其結構形態一般與傳主的生命進程保持著一致性，即按照大體的自然時間（不排除使用必要的心理時間）展開線形敘事，以表現傳主的人生軌跡，這既本於人物的成長規律，也符合讀者的閱讀習慣。但是，這裏必須有一個大前提，就是筆者需要掌握傳主的來龍去脈，時間、地點、周邊環境、人物經曆。可是，關於莊子的曆史記載寥寥無幾，最具權威性的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記下的一段話，也僅有二百三十四個字。即便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吧，在雲煙縹緲中，總還可見頭角崢嶸，夭矯天半；而莊子，我們卻全然不清楚他的先世、遠祖的來曆，甚至連祖輩、父輩、子孫輩的情況，世人也一無所知。至於本人的生涯、行跡，年壽幾何，歸宿怎樣，治學根脈、後世傳承狀況，都統付闕如。一切都是“恍兮忽兮”、“芒乎昧乎”，可以說整個就是一個謎團。難怪有的學者說：“莊子活在時間之中，而不是置身空間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