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關何處
一
我國文化傳統講究“知人論世”；孟老夫子就強調：“頌其詩，讀其書”，還要“知其人”。
我曾多次設想，有朝一日，我要走進莊子的故裏，踏著他的屐痕，實地考察一番中原大地，體味他的靈思，親炙他的遺澤。這個願景終於可望實現了，可是成行之日，卻又有些躊躇、甚至茫然，因為找不到立足的“原點”，弄不清楚他究竟“鄉關何處”，像宋人詩中所說的：“翁也家何在？悠然天地間！”於是，就坐下來閱讀有關曆史資料、學術論文。豈料，不看還好，看得多了，反而弄得蒙頭轉向—歧見紛呈，無所適從，引用一句《左傳》中的成語，真是“治絲益棼”了。
記述莊子的行跡，最早也最具權威性的當屬《史記》。司馬遷是曆史上最為謹嚴的一位史學家，被譽為“史界之造物主”。他的生年上距莊子辭世不到一百五十年，而且，曾南遊江淮，北涉汶泗，“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①。其間，肯定親自訪察過莊子生前到過的許多地方，接觸過大量的前塵遺跡與故老傳聞。遺憾的是，這些都沒有見諸文字—他未曾為莊子專門立傳，隻是在《老子韓非列傳》中，附筆記敘了二百三十四個字，堪稱“惜墨如金”。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種解釋是，司馬遷繼承他父親《論六家要旨》中的思想，推崇“黃老之學”，接受道家無為而治，“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主張，但落腳點在於“治世”，在於“務為治”；而對“芴漠無形，變化無常”，“大抵率寓言也”的《莊子》，則並未引起足夠重視，甚至連真正體現莊子思想的“內七篇”，在本傳中都隻字未提。司馬遷秉持儒道互補的立場，把儒家積極進取的陽剛精神和道家清靜寡欲的陰柔氣質統一起來，兼取二者之長，而自成一家之言。關於孔子，盡管他也有所批評，但主導方麵是尊崇的；因此，對於《莊子》中的“詆孔子之徒”、“剽剝儒墨”方麵的論述，未必完全認同。
另外一種解釋是，相比較而言，莊子當時的知名度還不算太高，“畢生寂寞”，“死後還埋沒了很長的時間。西漢人講黃老而不講老莊”，“兩漢竟沒有注《莊子》的”①。這可能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否則，就不易理解，連上古的許由，太史公還要登箕山訪其墓塚；為踏察戰國時魏信陵公子“不恥下交”，禮遇侯嬴的遺跡，他還“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適長沙，過屈原所自沉淵，垂涕想見其為人”。與此形成鮮明的對照，對於莊子卻隻是淡淡地寫下了三個字：“蒙人也”，既未標明他是哪國人，也沒有交代“蒙”所在的地域。這在先秦諸子的幾位大家中，應屬特例，比如老子，詳細到國、縣、鄉、裏：“楚苦縣厲鄉曲仁裏人也”；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他如：“孟子者，鄒人也”；“荀卿，趙人”。這樣一來，關於莊子的國屬、故裏，就給後代學人留下了一個特大的謎團，以致眾說紛紜，言人人殊。
在這種情況下，曆代治莊學者就隻好到他的著作中去鉤沉、尋索了。當然，這也並非易事。晉人郭象在《莊子序》中就曾說過，觀其書，自以為“經昆侖，涉太虛，而遊惚怳之庭矣”，“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說得神乎其神，令人望而卻步。但舍此更無他途，畢竟原著中還是閃現著作者不滅的靈魂，依稀散發著微煦的體溫，留存了他大量的生命印跡。
首先，從書中考察莊子的國屬。
《列禦寇》篇有宋人曹商“返於宋，見莊子”的記載；又謂：“人有見宋王者，錫（通“賜”）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稚（傲慢）莊子”，這足以證明莊子乃是宋國人。再就是，《史記·宋微子世家》篇，有唐人司馬貞的《索隱》，裏麵征引了一段《莊子》佚文：“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蒙人止之”。桓侯當時是宋國君主，名字叫“辟”，而前驅開道的人不知，徑直呼“辟”（讓行人避道、回避）。蒙人出於對國君的敬畏，遂出麵製止這種無禮行為。可見，戰國時蒙地屬於宋國；而且，“未出城門”，就有蒙人製止呼“辟”，說明蒙地距離宋國都城很近。
韓非出生於戰國末期，略晚於莊子，他在《難三》篇中引述：“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意思是，如果認為善射的後羿能夠見雀必得，不漏一個，那就錯了；可是，若是以天下為網羅，那雀可就無所逃了。此語出自《莊子·庚桑楚》篇，可見“宋人”係指莊子。
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劉向《別錄》雲：“莊子者，宋之蒙人也。”其後，東漢著名史學家班固，在《漢書·藝文誌》“莊子五十二篇”句注雲：“名周，宋人。”東漢著名科學家、文學家張衡寫過一篇《髑髏賦》，裏麵擬莊子自白：“吾宋人也，姓莊名周。”東漢時人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亦雲：莊子名周，宋之蒙人也。出生於東漢末年的皇甫謐在《高士傳》中也說：“莊周者，宋之蒙人也。”看得出來，兩漢人士對於莊子出生於“蒙”，“蒙”屬宋地，是一體認同的。而且，這一結論也為晉、唐時期絕大多數治莊學者所接受。比如，西晉著名學者兼軍事家杜預就說：“宋國梁地有蒙縣，蒙為宋縣，可知（莊）周為宋人。”
宋國，為商紂王的庶兄微子的封地，都城設在商丘。其疆域在今河南東部，並領有山東、江蘇、安徽一部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雖然國勢日衰，轄區有所縮小，但直到滅亡之前，宋國始終擁有商丘及蒙地。這裏一直處於南北文化的交彙、對接地帶。由於土地平曠，交通便利，與周邊各國往來頻繁，因而形成了以殷商文化為基礎，以道家文化為核心，廣泛接受多種文化影響的特色獨具的文化質素。
莊子為宋人，在唐代之前已經成為定論，並無異議；但是，宋代以還，開始出現了不同說法。首倡“楚蒙說”的為北宋的樂史，接下來，王安石、蘇軾、張耒，南宋的羅願、鄭樵、朱熹，明代的歸有光，清初的王夫之，現代的王國維，都認定莊子出生地之“蒙”，在楚而不在宋。此外，還有“梁蒙說”、“齊蒙說”、“魯蒙說”相繼出現。初唐的魏徵在《隋書·經籍誌》中，即有“梁漆園吏莊周”的說法；陸德明也說，莊子“梁國蒙縣人也”。主張莊子為齊人的，古時有南朝僧人智匠，今人有教授蔡德貴等；主張“魯蒙說”者有近人王樹榮等。但二說影響有限，從之者甚少。
二
除了國屬，爭議最多的是莊子的出生地，也就是“鄉關何處”。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之後，各地對文化名人加倍重視，競相挖掘這類文化資源，延請專家學者參與認證，從而論辯此伏彼起，爭競不休。概括起來，大致有“河南商丘說”、“河南民權（考城）說”、“山東曹州說”、“山東東明說”、“安徽蒙城說”五種。
我於1997年、2005年、2012年，曾前後三次，帶上《莊子》和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曆史地圖集·春秋戰國卷》，還有一些治莊學者的論辯文章，耗時近一個月，往返於南北直線距離大約三百公裏的狹長地帶，踏訪了上述這些地區。
三次訪察的重點有所不同，方法各異：
第一次是按照傳聞中的莊子遺跡，定點、聚焦，實地訪察，去了商丘、開封、曹州、鳳陽（濠梁）等地，獲取了一些直觀印象；
第二次，按照《莊子》一書中提供的線索和現當代學者考證資料及製訂的莊子活動年表，北起曲阜、淄博、菏澤，中經商丘、開封，南下淮北蚌埠，旁及邯鄲、大名、徐州等地，亦即戰國時的宋、魏、楚、趙、魯、齊等國的部分轄區，察其川澤丘阜，遍覽府州縣誌，凡是莊子可能到過的區域，盡量實地踏查一番；
最後這次，在菏澤、商丘、亳州三市及其所屬六個縣區，先後十幾次邀請有關人士，包括當地一些治莊學者進行座談，聽取意見，交換看法，搜集資料，獲得許多有益的啟發，掌握了一些新的線索。
漫步在魯西南、豫東、皖北大地上，但見稻麥蒙茸，河渠縱橫，高速公路坦平如砥，兩側遍是良田、沃野，完全不是意念中的丘壑起伏、河澤密布的地形地貌—自然景觀已經同《左傳》、《戰國策》、《史記》、《漢書·地理誌》等文獻所記載的迥然有異。無情的時間之水，把一切都帶向遠方，埋入地下。似曾相識的黃沙，遠樹，夕照，炊煙，又有哪一樣還殘存著舊日的蹤影？古籍中提到的勾瀆之丘、中丘、乘丘、梁丘、青丘、左丘、犬丘、陶丘、襄丘、富丘、穀丘、黎丘、沈丘和汳水、濠水、濮水、雕水、泓水、蒙澤、孟諸澤等沒有生命的自然景觀，已經百分之百地變形，甚至從地麵上消失了；更不要說有生命的百代人生—飲食男女，生育死亡，饑饉流離，刀兵戰亂，伴隨著悠然遠逝的碧水清風，榮枯代謝的庭花岸柳，盡數淘洗得杳無蹤跡。
道理很簡單，由於今昔政治社會的變遷，加上長期生產實踐對於地理環境的改造，特別是此間處於黃泛區，黃河幾十次泛濫、改道，泥沙層層淤積，致使固有的地貌人煙，已經完全改變了形態。麵對此情此景，不禁感慨係之。當年歐陽修滁州訪古，蘇東坡赤壁夜遊，所接觸的景區的嬗變，長者不過幾十年，短者僅三閱月，他們卻分別發出“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曾歲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複識矣”的慨歎。而今，“歲月其徂”，兩千三百年過去了，還能指望留存什麼遺跡呢！
一千九百年前，東漢的張衡在這片中州大地上，“遊目於九野，觀化乎八方”，“步馬於疇阜，逍遙乎陵岡”，以科學家而兼文學家的超常想象力，懸擬與“委於路旁，下居淤壤，上負玄霜”的莊子的髑髏，展開一場鑿破時空、混同幽明的對話。這已經是很了不起的奢望了；而我，卻有著更大的胃口，幻想著依托夢境—這人類永恒的美學資源、無窮無盡的心靈財富，能夠同莊子本人做一次麵對麵的深入訪談。當斯時也，心中記懷著宋人張耒“白頭青鬢隔存沒，落日斷霞無古今”的詩句，同一位絕古空今的前賢往哲，作一番祛除時間界隔的晤對，那該是何等愜意的滿
足啊！
我想，既然中唐時期的文學家沈亞之可以憑借夢境的幻化，穿越一千六百年的時間隧道，從公元九世紀返回到公元前的七世紀，直接與春秋時代的秦穆公暢然交往，爾後寫出一篇膾炙人口的《秦夢記》；那麼，我怎就不能踵其後塵，在一場悠悠幻夢中，拜會那“蘧蘧然”的莊老夫子，“俄然覺”後，也完成一篇《莊夢記》呢？
但是，熱血沸騰之後，稍一冷靜下來，腦子裏便畫出了一個大問號：人家沈亞之醒轉過來，得知所住旅舍原來緊靠著秦穆公的墳墓；可是，莊老夫子的墓地又在何處呢？河南、山東、安徽幾個地方都各據傳聞，競相認定，爭執不休，弄得我迷離莫辨，無所適從，即便想要“與鬼為鄰”，又到哪裏去尋夢、結夢、圓夢、述夢呢？
覿麵肯定是無緣了，我便“中心藏之”，付諸遐想—
也許，就像我在今天奔走路途，苦心搜索著他的物質家園那樣，莊子當日也正在晝夜躦行，尋覓著他的精神家園。西哲不是說過“哲學就是懷著永恒的鄉愁尋找家園”嗎？“莊子的著述，與其說是哲學，毋寧說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運用思想，與其說是尋求真理，毋寧說是眺望故鄉，咀嚼舊夢”①。這個“家園”，非是物質，純屬精神；不在外界，而存乎內心。所謂回歸家園，亦即歸根返本，親近本源，回歸自己的本性。
莊老先生一生的足跡，絕大部分都是刻印在家鄉的黃土地上；然而奇異的是，他卻時時刻刻抱有一種窮愁羈旅、客中思家的孤獨感與漂泊感。作為一個辛苦的旅人，他在那晚鍾搖動的黃昏，此刻，料應正向著無盡的蒼茫，搜尋著僅僅屬於自己的一縷炊煙吧？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無語草芊芊。
不難想象，其時，他的情懷是落寞的，心境是淒苦的。他為那些渾渾噩噩的世人，處於“人為物役”、“心為形役”的種種無家可歸的“異化”狀態，而感到沮喪，感到惆悵，嘴裏喃喃地說：“苶然（困頓之狀）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耶）！”①
我仿佛看到，在那“還鄉”之路上，莊老先生身穿一襲綴滿補丁的粗布衣裳，腳著係著綁帶的草鞋，肩背一個破舊的行囊，曉行夜宿，穿行於蜿蜒起伏的山陵丘壑之間。困乏勞頓之態，令人心生哀憫；但他卻樂此不疲。尋尋覓覓，走走停停，大自然予他以無盡的充實、無窮的逸趣：“山林與（歟）！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②而複雜多變的社會自然環境與生生不已的物種演化，更使他感受到大千世界的奧蘊深邃、繁富多彩，從而激發了活力、啟迪著靈思，強化了超常的創造性與想象力，形成他的獨具特色的哲學、美學、文學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