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養生月刊》上看到劉學明的一篇文章，說張學良有每天到戶外曬曬太陽、做些運動的習慣。1940年，他被監禁於貴州修文的陽明洞，陰暗潮濕的環境使他感到極不舒服。為此，他向軍統人員提出，增加戶外接觸陽光的機會，經過多次力爭，獲準每天兩小時戶外活動。這樣，隻要太陽出來，他就會坐在日光下，飽享陽光的恩賜。1995年後，張學良的體質已不適於室外的有氧運動，但他的家庭醫師認為，至少還可以在傍晚時分，坐著輪椅出去轉轉，因為此時空氣中大量有益人體的氧氣正在不斷增多，置身其中，大有裨益。
看來，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極為重要。在這方麵，張學良得到家庭醫師克威詹姆斯的許多有益的指導、幫助。素有“美食家”稱譽的他，遇有適口飯菜，難免貪食，這對養生十分不利；後經醫師勸阻，堅持節製飲食。這樣，七十歲以後，他仍能保持一副不易誘發心血管疾病的好身材。過去，他的午睡時間太長，有時從中午12點一直睡到下午4點。醫師認為，適當午睡是有益的，但如白天過多貪睡，夜間睡眠可能減少，甚至失眠；而白天保持一定程度大腦神經細胞的興奮狀態，有利於防止老年癡呆症。老先生早年有飲咖啡、喝濃茶的習慣，醫師指出，咖啡的強烈刺激可能誘發心血管疾病，而多飲白開水，可稀釋黏稠的血液，水的養分也便於正常吸收，有利於健康。醫師提醒他，老年人要把防治感冒當作頭等大事。因為老人體質十分脆弱，髒腑器官生理機能減退，這時如果頻繁遭受寒氣侵襲，很易引起內髒病變。
在《生命時報》上，我還讀到一篇署名“董仲舒”的文章，講了張學良的六大愛好，應該說，這也是他的《長壽經》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愛讀書寫字。
讀書使他沉浸到精神境界中去，忘卻世俗人生的種種失意和煩惱。讀書時，他習慣於作眉批、尾批，寫出自己的獨到見解。在龍場驛陽明洞，他一頭紮進《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的研究之中，有效地解除了心頭的鬱悶與煩惱。與此同時，他還賞畫、評畫、藏畫，他曾收藏一幅王陽明手繪的山水畫，上有題詞：“安得於嘉林甘泉間，構一草舍，以老是鄉。無懷、葛天之民，求之未遠。蓋學問之道，隨處即是，惟宜讀書以先之。”這正是他所向往的閑適生活的寫照。無懷氏、葛天氏，為傳說中的上古帝王，後來用以指稱遠古的淳樸之世。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中，有句雲：“銜觴賦詩，以樂其誌，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他誦詩，也寫詩。抗戰期間，坐失報效祖國機會，就常常和於鳳至、趙一荻談論、誦讀嶽飛的《滿江紅》、文天祥的《過零丁洋》、秋瑾的《寶刀歌》。他說：“（這些詩歌）讀起來多麼激動人心呀！我常常這樣想，如果有一點壓力就卑躬屈膝，別說氣節，就連做人的最起碼的尊嚴也都喪失殆盡，這是最沒有出息的，即使活著，又有什麼意義？所以我看還是文天祥說得好：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接著，他感慨重重地說：“這也許是與我的處境有關，讀古代和近代的好的詩詞，常常使我產生共鳴，給我以生存和前進的勇氣與力量。”他體驗到，寫作吟詩，是一種情感交流、精神宣泄，對於情緒有著良好的調節作用，是一種積極的養生法。拘禁中，身邊可以交流的人極少，而讀書、寫作，則可以上通古人，下啟來者，像陶淵明所說的，“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複何如！”
二愛運動健身。
他中年之後，即堅持跑步鍛煉；進入老年，不能進行激烈運動，就在院子裏散步。即便到了耄耋之年，站不住、走不動了，坐在輪椅上，他也要到海灘上轉一轉，看一看，舒散一下筋骨，活動一下腦筋。此外，他還喜歡垂釣，堅持森林沐浴。釣魚可以養性怡情，緩解緊張情緒，消除心脾燥熱，起到調節神經、解除疲勞作用。而森林浴，同樣也有助於清心、健腦，提振精神。
他的侄女說：“伯父像個老頑童，坐在輪椅上讓人推著，覺得好玩。”他曾多次對記者說，其實我的生活很簡單，平時散散步，活動活動，有時外出兜兜風，玩一玩。
三愛聽戲唱戲。
他說自己稱得上是“超級京劇戲迷”。早年常看梅蘭芳、譚鑫培、楊小樓、金少山的戲，並把他們請到家中，結成摯友；晚年特別喜歡聽李維康的戲，不隻是聽，他有時自己也唱。
四愛賞蘭養花。
他在家中開辟了兩個蘭圃，一種洋蘭，一植國蘭。種植、澆水、施肥、除蟲，無不親力親為。不僅賞心悅目，陶冶性情，而且能夠舒筋活骨，鍛煉身心。
五愛廣交朋友。
年輕時他就喜歡結交朋友，柳亞子曾寫詩為贈：“漢卿好客似原嚐。”比之於戰國時期以好客聞名的平原君、孟嚐君。囚禁台灣後，他與張群、張大千、王新衡，每月必有一次輪流做東的“聚餐”，稱之為“轉轉會”。
六愛紅顏知己。
他有許多女朋友，曾經說：“平生無缺憾，唯一好女人。”當然，首先還是幾十年如一日，悉心陪伴、照顧他的小妹一荻、大姐鳳至，愛情的甘露一直澆灌滋潤著這棵風雨飄搖中的生命之樹。
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和保持良好的心態，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縱觀中外古今，凡是長壽者都必然兼備這兩點，可以說，絕無例外。這裏有兩個頗具典型性的事例，可供探討這個問題、研究此項經驗者參考。
一個是晉代著名詩人陶淵明。他賦性曠達，心無窒礙，浮雲富貴，淡泊名利，對於大自然有天然的親和力，而且熱愛勞動，很會享受生活。有詩雲：“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歡來苦夕短，已複至天旭”；“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心態非常健康。如果他再有一套合理的生活方式，不愁過不了百歲大關。遺憾的是，他嗜酒如命，貪杯成癖，酒是他須臾不可離的“杯中物”，整天喝得醉意朦朧。結果，健康受到嚴重影響，隻活了六十二歲。
再一個是晚清名臣曾國藩。他節欲，戒煙，限酒，製怒，嚴格控製飲食，早起早睡，起居有常，保真養氣，日食青菜若幹、行數千步，夜晚不出房門，防止精神耗損。生活方式比較科學，可說是最為重視養生了。但是，他中年之後，疾病纏身，體質日見衰弱，終致心力交瘁，中風不語，勉強挨過花甲之年，活了六十一歲。一個重要因素是精神緊張，心態不好。他有過高、過強、過盛的欲望，既要建非凡的功業，又要做天地間之完人，從內外兩界實現全麵的超越；那麼，他的痛苦也就同樣來源於內外兩界：一方麵是朝廷上下的威脅，用他自己的話說：“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憂危之中”，因而“畏禍之心刻刻不忘”；另方麵是內在的心理壓力，時時處處，一言一行，為樹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樣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的惕懼。這樣，就正像他自己所說的，“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功名兩個字，用破一生心，自然也就無長壽可言了。
而張學良則不然，兩方麵都處理得非常好，既講究生活方式，注重合理攝生；更保持良好心態，時刻消解心靈上的結節，能夠“化煩惱為菩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始終處於平和、恬淡狀態。如果說，世上真有什麼《長壽經》的話，那麼，這些乃是核心章節，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