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飽經病苦折磨的往生者，死亡未始不是一種愜意的解脫；可是，留給未亡人的，卻隻能是撕心裂肺的傷痛，生不如死的熬煎。過去無時無刻都能感受到的海樣深情，竟以如此難以承受的方式，在異國他鄉戛然中斷，這對於風燭殘年的老人，真是再殘酷不過了。一種地老天荒的蒼涼，一種茫茫無際、深不見底的悲愴，掀天巨浪般地兜頭湧來，說不定哪一刻就會把他轟然摧垮。
“英雄無奈是多情”，對於清代詩人吳偉業的這一慨歎，老將軍引為同調。所不同的是許多英雄好漢並沒有他那份豔福，那種緣分。楚霸王算是一個幸運兒，烏江刎頸時，還有虞姬舍身相伴。後人有詩讚曰：“贏得美人心肯死，項王畢竟是英雄。”而張學良將軍在這方麵，該是古往今來最為圓滿，最為出色當行的了。
他八歲喪母，二十八歲喪父，三十一歲離開家園，三十七歲進了牢籠，家園不能回，國仇不能報，有兄弟姐妹不能團聚，有子女孫兒不能教養。抱憾終天，痛苦難堪。一個人當著情感神經滴血的時候，愛情的溫馨是最好的療傷止痛的靈丹妙藥。八十多年間，大姐於鳳至、小妹趙一荻，兩位風塵知己雙星拱月一般，由傾心崇拜而竭誠相愛，而萬裏長隨，而相濡以沫，生死不渝。她們以似水柔情舒解他的千鈞重負，慰藉著慘淡人生，以愛的甘露滋潤著他的生命之樹百歲常青。
寫到這裏，我想起老將軍去世後報紙上刊載的一篇文字。字數不多，照錄如下：
一個秋天的午後，張學良來到上帝麵前報到。上帝見他眉頭緊鎖著，一改平日常見的開朗笑容，便問：“怎麼回事？”
他說：“我和趙四是同命鳥，比目魚。本想跟她一塊走，你偏偏扣住我不放；也罷，那就再活上幾年，好抽空兒回東北那疙瘩兒，會會老少爺們兒，可你又猴急猴急地忙著把我招呼來。總是不如意，‘瘸子屁股—兩擰著’。”
一席話逗得上帝噗哧笑了，說：“你還不知足啊？得到的夠多了：愛情、功業、壽命，要啥有啥，稱得上‘英雄兒女各千秋’啊！”
“可是，”張學良大聲吼叫起來，“我一輩子缺乏自由！”
很形象，又很概括。確確實實，愛情、功業、壽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中外古今，無人能夠與之媲美。當然，就其失去自由這一終生憾恨來說，也是少有其匹的。這使人想起那個古老的故事《光榮的荊棘路》：一個叫作布魯德的獵人，獲得了無上的榮譽與尊嚴，可是，卻長時期遭遇難堪的厄運與生命的危險。張學良將軍一生的際遇，正是這個域外故事的中國版。
一般講，傳世、不朽要借助掀天事業或者道德、文章，即所謂立功、立德、立言。可是，張學良靠的是什麼呢？他離所謂“聖賢的寶座”何止千裏萬裏，而且也不以著書立說名世，所以立德、立言談不到；至於立功，他的政治生命很短，滿打滿算不過十七八年，到了三十六歲就戛然而止了，以後足足沉寂了六十五年。在這種情況下，沉埋於歲月塵沙之中，完全被世人遺忘，當是情理中事。可是，在他來說，卻是一個異數，一種少有的特例。不獨在中國大陸，包括海峽對岸，直到世界範圍內，張學良都是一位備受世人關注的人物，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明星級的當紅角色，他極具傳奇色彩和人格魅力，有著無限的可言說性。
《徐霞客遊記》中有一段記述華山的文字：“未入關，百裏外即見太華屼出雲表；及入關，反為岡隴所蔽。”有些人物就是這樣，需要在足夠遠的距離、相當長的時段裏去考究，方能窺其堂奧。張學良將軍大概就屬於這種類型吧。至於這種超越價值判斷與意識形態的奇特現象究竟是怎麼形成的，簡單幾句話恐怕很難說清楚。
一般地說，劇烈的顛簸，精神的磨難，壓抑的環境，都將像致命的強酸終朝每日地蝕損著當事者的心靈，摧殘著他們的健康。因此，幾十年來，人們都擔心張學良將軍會承受不住重重心理壓力，以致過早地摧折。可是，他卻奇跡般地活了一百零一歲，成了一部名副其實的可圈可點的世紀大典。
壽命長，閱曆就豐富，在一個多世紀的生命曆程中，他既有鮮花著錦、烈火烹油般的崢嶸歲月，也苦捱過長達兩萬日夜的鐵窗生涯，在神州大陸和孤島台灣，光是囚禁地就換了二十來處。他雖然未曾把牢底坐穿，卻目送了許許多多政治人物走進墳墓，就中也包括那個囚禁他的獨裁者及其兩代兒孫。
當然，對於政治人物來說，長壽也並非都是幸事，套用一句人們常說的話：它既是一種機緣，也是嚴峻的挑戰。曆史上，許多人都沒能過好這一關。八百多年前，白居易就寫過這樣的詩句：“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早年的汪精衛，頭上也曾罩過“革命誌士”的光環，如果他在刺殺攝政王載灃時僥幸而死，也就不會有後來成為“大漢奸”的那段可恥的曆史而遺臭萬年了。當時他的《被逮口占》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不是也曾傾倒過許多熱血青年嗎！
為此，我們不妨設想—
如果二十歲之前，張學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過是一個“瀟灑美少年”，揮金如土、紙醉金迷的紈絝子弟；可是，造物主偏向了他，使他擁有足夠的時間，得以勵誌圖新，從而獲得了多次建功立業的機會。
如果三十歲之前，他不是顧全大局，堅持東北易幟，服從中央統一指揮；而是野心膨脹，迷戀名位，被日本人收買，甘當傀儡“東北王”，或者像他父親張作霖所期待的，成為現代的“李世民”，那麼，在大紅大紫、風光旖旎的背後，正有一頂特大號的“漢奸”帽子等待著他。
如果四十歲之前，他沒有毅然決然發動西安事變，而是甘當蔣介石“剿共”、“安內”的陣前鷹犬，肯定不會有任何功業可言，即便僥幸得手，最終也難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場。
如果五十歲之前，他在羈押途中遭遇戰亂風險，被特務、看守幹掉；或者在台灣“二二八”事件中，死於營救與劫持的雙方“拉鋸戰”，國人自然不會忘記這位彪炳千秋的楊虎城一樣的烈士，但卻少了世紀老人那份絕古空今的炫目異彩和生命張力；如果百歲之前，他在解除監禁、能夠向世人昭示心跡的當兒，通過“口述曆史”或者“答記者問”，幡然失悔，否定過去，那麼，“金剛倒地一灘泥”，他的種種作為也就成了一場鬧劇。事實上，出於各種心態與需求，當時正有不少“看客”靜候在那裏，等著“看戲”，看他在新的時空中邂逅自己的過去時，會以何種方式、何種態度、何種內涵做人生最後的交代。人們欣慰地看到，麵對記者的問詢，老將軍一如既往，鎮定而平靜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還會做西安事變之事。”英雄無悔，終始如一，從而進一步成就了張學良的偉大，使他為自己的壯麗一生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當然，我們也可以設想：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兩岸的現狀，他會怎麼想？作為“中國統一的象征”（索爾伯茲裏語），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他會怎麼做？“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這是他最喜歡也最傷情的兩句古詩。在接受“美國之音”訪談時，老將軍曾經斬釘截鐵地宣布：“兩岸和平統一，這是我最大的願望。”
伴著海雨天風，太平洋的潮汐終古奔騰喧嘯，斜暉朗照下，威基基海灘也照樣人影幢幢，隻是，那位世紀老人的身影卻再也不見了，他已經走進了永恒的曆史。
作為既渡的行人，前塵回首，他早已習慣於不矜不躁，但也不會有任何愧赧，立身天地之間，可說是“俯仰無慚”。他曾以做一個中國人而感到無上榮光，並為之獻出一切；他的祖國，也為擁有這個偉大的兒郎而無比自豪。他的生命，如同西塞羅所說，將長存於生者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