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成功的失敗者
悖論人生
張學良將軍晚年時節，曾經對人說過：
人呀，失敗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樣會有失敗。我的一生是失敗的。為什麼？一事無成兩鬢斑。
他的政治生涯是不同凡響的。盡管為時很短，滿打滿算不過十七八年，但卻成就了驚天動地的偉業，被譽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古人說：“偶然一曲亦千秋。”就此，我們可以說，他的人生是成功的。當然，如果從他的際遇的蹉跌、命運的慘酷，他的宏偉抱負未能得償於什一來說，又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成功的失敗者。
他的人生道路曲折、複雜，生命曆程充滿了戲劇性、偶然性，帶有鮮明的傳奇色彩；他的身上充滿了難於索解的謎團與悖論，存在著太大的因變參數，甚至蘊涵著某種精神秘碼；他的一生始終被尊榮與恥辱、得意和失意、成功與失敗糾纏著，紅黑兼呈，大起大落，一會兒“鷹擊長空”，一會兒又“魚翔淺底”。1930年9月18日，他一紙和平通電，平息了中原大戰，迎來了人生第一個輝煌，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然而，時過一年，同是在“九一八”這一天，麵對日本關東軍發動的侵略戰爭，他束手退讓，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惡名，紅籌股一路狂跌，變成了藍籌股。輝煌之際，擁重權，據高位，享大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舉國膺揚；落魄時節，“走麥城”，蒙羞辱，遭痛罵，背負著“民族罪人”的十字架，為世人所不齒。
他的一生從始至終都與“矛盾”二字交織在一起，可說充滿了悖論—
他自認是和平主義者，有誌於懸壺濟世、治病救人；但是，命運卻偏偏搬了個道岔兒，厭惡打仗的人竟然當上了揮麾闖陣、馳騁疆場的上將軍。他說：
我本來是不想當軍人的，想要做一個自由職業者，畫畫呀，當醫生呀什麼的，隨隨便便，我要幹什麼就幹什麼。還有，我喜歡跟女人在一塊堆兒玩，我想自自由由的。可是，老帥偏偏讓我衝鋒陷陣。
從政從軍，就意味著放棄自我，服從組織，同自由隨意搭不上邊。揮師臨陣，難免在戰場上殺人，有時還會濫殺無辜，以達成其政治需要。1926年，名報人邵飄萍因著文抨擊奉係軍閥軍紀太壞，即被他以“取締宣傳赤化”為名，綁赴北京天橋槍決。同年在內蒙古處理金佛事件中，盛怒之下，槍斃了大批官兵，落下了“嗜殺”之名。包括他斷然處決的楊宇霆、常蔭槐兩位元老重臣，也是“有可殺之理，而沒有必死之罪”的。
他對吸食鴉片原本是深惡痛絕的，主政之後，即發布《禁止軍人吸食鴉片》令：“查鴉片之害，烈於洪水猛獸，不惟戕身敗家，並可弱種病國，盡人皆知，應視為厲階，豈宜吸食！”孰料，時隔不久，他本人就因身遭厄運，憂患纏身，尋求慰藉，以致吸毒成癮，形銷骨立，幾於不治。
他是一個“愛國狂”，對民族的解放、國家的統一夢寐以求；可是同時，又追求東三省的利益最大化，為保住東北軍這個命根子，不惜犧牲整體利益。
他訪問過日本，結交了一些日本朋友，與法西斯分子本莊繁私交不錯；遊曆過歐洲，曾經對墨索裏尼、希特勒推崇備至；可是，卻怒斥軍國主義，堅決拒絕受日本人的操縱，宣布東三省“易幟”，維護國家統一；直至多次強諫，要求變“剿共”為抗日，最後臨潼逼蔣，誓死要為反法西斯戰爭獻身。
他一生憧憬自由，放浪不羈，不願受絲毫束縛；卻身陷囹圄，失去人身自由，長達半個多世紀。而絕意拘禁他、發誓“決不放虎”的獨裁者，恰恰是他多年矢誌效忠、有大恩大德於彼的金蘭結拜的“把兄”。
他熱愛祖國，眷戀鄉土，想望著落葉歸根，直到彌留之際，還“鄉夢不曾休”，神馳祖國大陸；卻始終未能還鄉一望，在晚年竟然定居海外，埋骨他鄉。
其實，這也就是命運，亦即人的生命主體與其賴以生存的環境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生存狀態。
“本來是要馳向草原，沒曾想卻闖入了馬廄。”這種動機與效果、期望與現實恰相悖反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源於人性的複雜和機緣的有限。生活在現實中的各色人等，偉人也好，常人也好，都不可能一切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清人胡大川《幻想詩》中有這樣兩句：“天下諸緣如願想，人間萬事總先知。”既然叫“幻想”，就不可能成為現實。實際上，世間任何人的願望、追求，都不能不受製於他人，都無法完全擺脫社會環境的影響。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
許多預期的目的，在大多數場合都互相幹擾，彼此衝突，或者是這些目的本身一開始就是實現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實現的手段的。這樣，無數的單個願望和單個行動的衝突，在曆史領域內，造成了一種同沒有意識的自然界中占統治地位的狀況完全相似的狀況。
環境四因素
“人是環境的產物。”在終極的意義上，或者從總體上說，個人的命運是由環境決定的，其中社會環境的作用尤其不容忽視。
就張學良來說，最關鍵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社會環境，換句話說，與他關聯最密切、影響他整個一生的客觀對象，一為他的父親“東北王”張作霖，一為他的頂頭上司蔣介石，一為他的死對頭日本侵略者，再就是最後“化敵為友”的共產黨與紅軍。這四個方麵決定了他一生的成敗、休咎。榮辱、得失集於此，功過、是非、毀譽亦集於此。
父親張作霖為他的起飛、發展，鋪設下必要的基石，而且，給予他以巨大的、直接的影響。他說：
我是可以做些事，確比一般人容易，這不是我能力過人，是我的機遇好，人家走兩步或數步的路，我一步就可以到達。這是我依藉著我父親的富貴權勢。我為什麼不憑借著這個，來獻身於社會國家哪？這使我決心拋棄了那安享的公子哥兒生活，走上了為人群服務的途徑。
他從小就生活在日本軍國主義虎視眈眈、垂涎欲滴的東北地區，親曆“草根階層”所遭受的踐踏與蹂躪。他從小就痛恨那些氣焰囂張的日本軍人，“晃著肩膀、耀武揚威”的鬼子顧問；對於出沒沈陽街頭、扮演著侵華別動隊角色的日本浪人和“穿著浴衣，花枝招展地招搖過市”的東洋蕩婦，厭惡至極，視為“社會的疥瘡”、民族的恥辱。及長，國恨家仇集於一身，心底深深地埋下了反抗的種子；主政東北伊始，為了擺脫日本對東三省的控製，他無視田中內閣的蓄意阻撓，毅然實施東北易幟，他以“我是中國人”這擲地作金石聲的壯語，回絕日本特使許願擁戴他做“滿洲王”的誘惑。當他得知族弟張學成陰謀叛國，私通日本時，他大義滅親，就地予以槍決。在推行強硬的反日政策的同時，他大力開發建設東北，修鐵路，建海港，鼓勵官民興辦煤礦、織廠、窯業，興辦東北大學，開發教育事業。可是，難以理解的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國難當頭之際，他卻做出錯誤判斷，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聽命於蔣介石，不予抗抵，一再避讓，致使東北大好河山淪於敵手。真是咄咄怪事！
對於蔣介石，他一貫忠心耿耿，唯命是從，“愛護介公，八年如一日”。從東北易幟到調停中原大戰，為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立下了汗馬功勞；東三省淪陷，又代蔣受過，身被惡名；爾後，日軍進犯華北，熱河失守，為平息全國憤怒浪潮，他又慨然答應蔣氏的要求，交出軍權，下野出洋；旅歐歸國後，他又把所接受的法西斯主義影響化作實際行動，積極擁戴蔣氏為最高領袖。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時隔不久，還是這個張學良，竟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果斷地實施兵諫，扣蔣十四天，逼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用他自己的話說：“犯上已是罪當頭，作亂原非願所求”。這對許多人來說，也是難於索解的。
他同共產黨、紅軍的關係，同樣充滿了曲折，充滿了變數，充滿了戲劇性。當時，工農紅軍在長征途中，受到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遭致嚴重削弱，初到地瘠民窮的陝北，處境艱難。按照張學良的初衷，他是想要“通過剿共的勝利，取得蔣之信任，從而擴充實力，以便有朝一日，能夠打回老家去”。但是，實際接觸之後，特別是從損兵折將的深刻教訓中認識到，共產黨是消滅不了的；他們的主張“不但深獲我心，而且得到大多數東北軍特別是青年軍官的讚同，我開始想到，我們的政策失敗了。為此，開始與中共及楊虎城接觸，以謀求合作，團結抗日”。正所謂“不打不成交”，結果，由拚命追剿的急先鋒一變而為患難相扶持的真誠朋友。最後，反戈一擊，臨潼兵變，強迫蔣介石“放下屠刀”，停止“剿共”計劃，挽救了民族危機，幫助了中國革命。這一切同樣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這種命運的無常、曆史的吊詭，“孰為為之？孰令聽之？”它使人記起阿根廷著名文學家博爾赫斯那首《棋》的名詩：
棋子們並不知道，其實是棋手
伸舒手臂，主宰著自己的命運
棋子們並不知道，嚴苛的規則
在約束著自己的意誌和退進
黑夜與白天組成另一個棋盤
牢牢把棋手囚禁在了中間
上帝操縱棋手，棋手擺布棋子
上帝背後，又有哪位神祇設下
塵埃，時光，夢境和苦痛的羈絆
在我國南北朝時代的哲學家範縝看來，人生的命運是偶然決定的。他同竟陵王蕭子良有這樣一段對話（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