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良問：您不信因果關係，那麼，世間之人，何以有的富貴，有的貧賤？
範縝答：人生譬如一棵樹上的花朵，從同一根樹枝上生發出來，都有一個花蒂。這些花被風一刮，紛紛落下，有的穿過窗簾，掉在褥墊之上；有的經過籬笆，落在了糞廁邊。掉在褥墊上的，就像您王子；落在糞廁邊的，就像我範縝。人的貴賤雖有不同，但因果報應卻看不出究竟在哪裏。
一切都充滿了悖論，充滿了未知數，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背後撥弄著，似乎冥冥之中存在著一種決定人一生命運的神秘力量。
實際情況，難道真的是這樣嗎？
個性與命運
一切看似神秘莫測的事物，其實，它的背後總是有規律可循的。即以人的命運、人的種種作為以及結局、歸宿來說，那個所謂的“冥冥之中背後看不見的手”，恰恰應該、也能夠從自身上來尋找。
行為科學認為，作為個體的人，是生理、心理、社會三方麵綜合作用的產物，因而構成行為的因素，就包括生理、心理、社會文化三大要素。其中社會文化因素，一方麵通過個人後天的習得構成行為的內在基礎，另一方麵，它又和自然環境一道成為行為主體的活動對象和範圍，並處處製約著人的行為，從而也影響到人的命運。它在一個人身上的綜合體現，是個性，包括個人的性格、情緒、氣質、能力、興趣等等，其中又以性格和氣質為主導成分。
在這裏，氣質代表著一個人的情感活動的趨向、態勢等心理特征，屬於先天因素；而性格則是受一定思想、意識、信仰、世界觀等後天因素的影響，在個人認識和實踐活動中形成、發展起來的。二者形成合力，作為個性的主導成分，作為內在稟賦，作為區別於其他人的某種特征和屬性的動態組合，製約著一個人的行為，影響著人生的外在遭遇—休咎、窮通、禍福、成敗。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人們常說，個性就是命運。
氣質如何，對於一個人的行為的影響是直接的。前蘇聯心理學家達維多娃曾形象地描述了四種不同氣質的人麵對同一情景的不同表現：
他們一同去看戲，都遲到了。怎麼辦？多血質類型的人立刻想到：無論你怎樣解釋，檢票員也不會放你入場，但進入樓廳容易，於是就跑到樓上去了；膽汁質的人耐心地向檢票員說明，劇院裏的鍾快了，責任不在他身上，而且即使放他進去，也不會妨礙別人，檢票員未予理睬；黏液質的人看到入場無望，便自我安慰地想，戲的開頭總是不太精彩的，可以先在小賣部坐一會兒，等幕間休息時再設法進去；憂鬱質的人則說：運氣太不好了，偶爾看一次戲，就這麼倒黴！於是悵悵而歸。
事情雖小，可以喻大。它凸顯了人生選擇的脈絡，以及今後發展的大體趨勢。
那麼，張學良該屬於哪種類型呢？鑒於他活潑，好動，興趣廣泛，反應靈敏，喜歡與人交往，情緒易於衝動，情感、注意力容易轉移，大致是多血質吧！
年輕時期的張學良，性格特征極其鮮明，屬於情緒型、外向型、獨立型。正直、善良，果敢、豁達，率真、粗獷，人情味濃，重然諾，講信義，勇於任事，敢作敢為。在他的身上，有一種磅礴、噴湧的豪情、俠氣在。那種胸無城府、無遮攔、無保留、“玻璃人”般的坦誠，有時像個小孩子。而另一麵，則不免粗狂，孟浪，輕信，天真，思維簡單，容易衝動，而且，我行我素，不計後果。
他說：
我一生最大的弱點就是輕信。毀也就毀在“輕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輕信蔣介石的諾言，或者多聽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話，今日情形又何至於此！再往前說，九一八事變我也輕信了老蔣，刀槍入庫，不加抵抗，結果成為萬人唾罵的“不抵抗將軍”。1933年3月，老蔣敵不住國人對他失去國土的追究，誘使我獨自承擔責任，結果我又輕信了他，下野出國。他算是抓住我這個弱點了，結果一個跟頭接著一個跟頭。
他說：
我從來不像人家，考慮將來這個事情怎麼地，我不考慮，我就認為這個事我當作，我就做！孔老夫子的“三思而後行”，對我一點用處也沒有，我是“要幹就幹”，我是個莽撞的軍人，從來就不用“考慮”這個字眼。
他有一種將生命置之度外的自我犧牲精神，為了得償夙願，絕不顧惜一切，包括財產、地位、權力、榮譽，直至寶貴的生命。他有一句口頭禪：“死有什麼了不得的？無非是搬個家罷了！”他崇拜英烈，看重名節，有著堅定的信念。
當被囚十年屆滿之日，種種跡象表明，如果他能按照蔣介石的要求，對發動西安事變低頭認“罪”，違心地承認是上了共產黨的當，就有獲釋的可能。但他堅持真理，不講假話，絕不肯以出賣人格做政治交易。“我張學良從來不說謊，從不做對曆史不負責任的事！”“如果為了自由，無原則地接受三個條件，我還是張學良嗎？”自由誠可貴，名節價更高。張學良渴望自由，卻不肯犧牲名節而乞憐於蔣介石。結果，又被監禁了四十四年。
這使人想到了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由於觸犯了雅典人的宗教、倫理觀念，陪審法院要對他判刑。按照當時的法律，他可以向法官表白願意接受一筆罰金，或者請求輕判，處以放逐。可是，他拒絕那樣做，因為那樣就意味著承認了自己有罪。這種堅定信念、剛直不阿的態度，被認為觸犯了法院的尊嚴。許多陪審員被激怒了，紛紛投票判他以死刑。對此，蘇格拉底有個表態發言，說：
我所缺的不是辭令，缺的是厚顏無恥和不肯說你們最愛聽的話。你們或許喜歡我哭哭啼啼，說許多可憐話，做許多可憐狀。我認為不值得我這樣說、這樣做，而在他人卻是你們所慣聞習見的。
舍生取義、寧死不屈的個性，就這樣決定了蘇格拉底悲劇的命運。
這裏，堅定的信念，閃光的個性，構成了人生的寶貴精神財富，成為人性中最具魅力的東西。縱觀曆史，“死而不亡”的不朽者，代不乏人，而後人對他們的記憶與稱頌，除了輝煌的業績，往往還包含著獨具魅力的個性。大約長處與短處同樣鮮明的人，其風格與個性便昭然可見。張學良是其中的一個顯例。
“背著基督進孔廟”
張學良的多彩多姿、不同凡響的個性，是在其特殊的家庭環境、文化背景、人生閱曆諸多因素的交融互彙、激蕩衝突、揉搓塑抹中形成的。
他出生於一個富於傳奇色彩的軍閥家庭。父親張作霖由一個落草剪徑的“胡子頭”，像變魔術一般迅速擴充實力，通過騰挪閃轉、縱橫捭闔，最後成為名副其實的“東北王”，直至登上北洋軍閥最高元首的寶座。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張學良就把父親奉為心中的偶像，看作綠林豪傑、英雄好漢。他從乃父那裏，不僅接過了權勢、地位、財富和名譽，承襲了優越、舒適的生活環境，還有自尊自信、獨斷專行、爭強賭勝、勇於冒險的氣質與性格。而活躍在他的周圍、與他密切接觸的其他一些領兵頭目，除了郭鬆齡等少數進步人士，也多是一些說幹就幹、目無王法、“指天誓日”、渾身充滿匪氣的草莽之徒。
晚年他曾說過，他一生中有兩個長官，一個是他父親，一個是蔣介石，這兩個人對他一生的影響最大。如果說，蔣介石是導致他後半生成敗、榮辱的關鍵角色；那麼，他的父親則是在他的早年個性形成的關鍵階段起到了主導作用。他父親的一番話，使他刻骨銘心，終生不忘：
你要想當軍人，就要把腦袋拉下來拴在褲腰帶上。雖然不一定被打死，但也許被長官處死。要幹，要當軍人，你就要把“死”字扔開。所以，在我腦子裏，一直沒有這個“死”字。
家庭環境之外，文化背景對於一個人性格的形成，也是至關重要的。它主要表現為一定文化環境影響下的價值觀念、道德規範、思維方式與行為模式。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有一句十分警辟的話：一切文化都會沉澱為人格。從六歲起，張學良就被送進家塾，係統學習儒家經典，先後就教於東北地區享有盛譽的崔明耀、金梁、白永貞等碩學宿儒。中國古代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包括“孝悌忠信”、“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自小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裏，對他的文化人格的塑造影響深遠。當年郭鬆齡起兵反奉，曾以擁戴少帥為號召，敦請他“取老帥而代之”，重整東北政局；而他的回答則是：“惟良對於朋友之義尚不能背，安肯見利忘義，背叛予父！”“良雖萬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說明封建倫理觀念在他的頭腦中還是十分牢固的。
當他進入青年時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在蓬勃興起，中西文化、新舊思潮激烈衝擊、碰撞，因而，他在接受傳統教育的同時，又被西方文化投射進來的耀眼光芒所吸引。先是師從奉天督軍署一位科長學習英語，並參加基督教青年會活動，後又結識了郭鬆齡、閻寶航、王卓然等新派人物，還有幾位外籍朋友，逐漸地對西方文化發生了濃厚興趣。隨著視野的開闊、閱曆的增長，他性格中的另一麵，熱情開朗、愛好廣泛、誠於交友、豪放曠達，開始形成；社交能力增強，對新生事物充滿了好奇心。他後來回憶說：
處事接物，但憑一己之小聰明和良心直覺，關於中國之禮教殊少承受，熱情豪放，浪漫狂爽，憤事急躁，有勇無義，此種熏陶，如今思來，恐受之西方師友者為多也。
人生閱曆對於性格的形成也至關重要。由於父親的蔭庇，他年未弱冠，即出掌軍旅，由少校、上校而少將、中將、上將，由混成旅旅長、鎮威軍第二梯隊司令而第二十七師師長，由第三軍軍長而京榆駐軍司令，直到繼承父業當上了東北最高首腦，最後出任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名副其實的副統帥。一路上，春風得意，高步入雲，權力與威望與日俱增。因此，在他的身上少了必要的磨煉與顛折，而多了些張狂與傲悍。他未曾親曆父輩創業階段披荊斬棘、篳路藍縷的艱難困苦，不知世路崎嶇，人生多故；不像其他那些起身民間，飽經戰亂，通過自我奮鬥而層級遞進的軍閥那樣，老謀深算，淵深莫測，善於收斂自己的意誌和欲望去適應現實，屈從權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