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少年得誌，涉世未深，缺乏老成練達、圓滑狡儈的肆應能力；加上深受西方習尚的濡染，看待事物比較簡單，經常表現出歐美式的英雄主義和熱情豪放、浪漫輕狂的騎士風度；又兼從他父親那裏，隻是繼承下來江湖義氣、雄豪氣概，而把那種投機取巧，狡黠奸詐，厚顏無恥，反複無常的流氓習氣濾除了；少了些“匪氣”，而多了些“稚氣”；少了些沉潛，而多了些浮躁。從處世做人方麵講，清除這些負麵的渣滓，無疑是積極的；但要適應當時危機四伏、詭譎莫測的社會政治環境，就力難勝任了。
其實，對於自己性格、能力上的短長，少帥還是比較清醒的。他說：
這一切的獲得可說未費吹灰之力，當時我還年輕，什麼也不知道，迎麵飛來的權力，我隻是雙手把它接住而已。
但是，也有致命弱點，未及弱冠，出掌軍旅，雖數遭大變，但憑一己獨斷孤行，或有成功，或能度過。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麵，獨掌大權，此真古人雲：“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
張學良的思想觀念十分駁雜，而且隨著客觀環境的變化，經常處於此消彼長、翻騰動蕩之中。在他身上，既有忠君孝親、維護正統、看重名節的儒家文化傳統的影響；又有拿得起放得下、曠懷達觀、脫略世事、淡泊名利、看破人生的老莊、佛禪思想的影子；既有流行於民間和傳統戲曲中的綠林豪俠精神，“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寧可人負我，決不我負人”，俠肝義膽，“哥們兒義氣”；又有個人本位、崇力尚爭、個性解放，蔑視權威的現代西方文化特征。這種中西交彙、今古雜糅、亦新亦舊、半土半洋的思想文化結構，使他經常處於依違兩難、變幻無常之間，帶來了文化人格上的分裂與衝撞，讓矛盾和悖論伴隨著整個一生。
他的老朋友王卓然有這樣一段評論：
張學良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濟世救人的懷抱，有似佛門弟子；他的犧牲自我，服務他人的心願，竟是一個真誠的耶穌信徒；同時，他的謙退達觀，看破世事人情，對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態度，又極像老莊之流。這些，可能都和他接受的複雜教育有關。
——荻夫人說得更是生動形象：
漢卿是三教九流，背著基督進孔廟。一說話就常說出儒家的思想；可是，在對待生死問題上，又類似於莊禪。
其實，就他來說，儒家傳統、莊禪思想也好，西方觀念、三民主義、社會主義也好，還有什麼法西斯主義、國家主義，他都沒有進行過精深、係統的研究，以他的浮躁的性格、多變的氣質，許多隻是接觸一些皮相；有一些東西，不過像是精神上的“晚禮服”，偶爾穿上出入某種沙龍，屬於裝點門麵、逢場做戲性質，一時興之所至，過後便不複記起。至於遭到幽禁之後，紅塵了悟，雲淡風輕，先是信奉佛教，後來又皈依基督教，說是精神上的寄托，未為不可；至於哲學層麵的信仰、皈依，恐怕也未必然。
當然，再複雜的事物也必有其本質特征，也就是所謂“事物的規定性”。同樣，張學良的思想觀念無論怎樣駁雜，如何變幻不定，其本質特征還是鮮明而堅定的，那就是深沉博大的愛國主義精神。作為思想上的主旋律，他終其一生，堅守不渝，並且不斷有所升華。從東北“易幟”到西安兵諫，無一不源於民族大義，係乎國運安危；尤其是捉蔣、放蔣一舉，體現得至為充分。
他說，把蔣介石扣留在西安，“是為了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假如我們拖延不決，不把他盡快送回南京，中國將出現比今天更大的內亂，那我張學良真就成了萬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這樣，我一定要自殺，以謝國人。”他的夫人趙一荻說：“他愛的不是哪一黨、哪一派，他所愛的就是國家和同胞，因而，任何對國家有益的事，他都心甘情願地犧牲自己去做。”他自己也說：“我是一個愛國狂。”
這樣，問號就來了：既然如此，為什麼他還會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置東三省淪陷於不顧？應該承認，由於個性的缺陷與認識能力的限製，他的愛國主義帶有一定的局限性。他與人為善，輕信，幼稚，常常從良好願望出發，“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林林總總、變化萬端的人和事，在他的眼中往往被理想化、簡單化、程式化了。比如，他沒有認清蔣介石的本質，始終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是他的一個重大失誤。他把忠於蔣氏個人與忠於祖國畫作同一等號，認為要對抗日寇就必須謀求統一，而要統一就必須唯蔣之“馬首是瞻”。他的摯友何柱國對他有過中肯的批評：
（少帥）受封建傳統的影響太深，他統率東北軍的思想基礎是倫理上的忠孝，是綠林中的俠義；對蔣介石的‘四維八德’，曾國藩的‘忠孝就是愛國’，也都聽得進。
再就是，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他也同樣缺乏清醒的認識，且又過分迷信國聯，為“九國公約”和“門戶開放”政策中的一些漂亮言詞所迷惑，因而做出了“日本決不敢這麼猖狂地擴張”的錯誤判斷。
誠然，他為民族大義所表現出的一往無前、勇於犧牲的精神是值得讚許的；但是，有時流露出一種江湖義氣與個人英雄主義，浪漫、狂熱、莽撞、衝動，這一切，都構成了他的命運悲劇。
在《臥床靜省》一文中，他本人曾就此做過痛切的剖析：
幼年生活優裕，少年即握有權勢，錢財任意揮耗，人事如意支配，到處受人歡迎，長達十餘年，因之不能充分了解人間善惡性情急躁，任意而為，經驗閱曆不足，學識缺乏，因之把事情判斷錯誤，把人觀察錯誤，有時過於天真，有時過於任情，致使把事情處置錯誤。
結語
人生道路的選擇是一次性的，隻有現場直播，而沒有彩排、預演。“三生石上舊精魂”，原是文人筆下的寄托和幻想。同樣，曆史就是曆史，它是既成事實，不存在推倒重來的可能。當然，如果換一個思路，或者調整一下角度，比如從研究曆史、探索規律出發，倒也不妨做出種種懸擬，設計一個應然而未必然的另一種版本。
鑒於張學良的一生命運、成敗休咎，都與蔣介石密切相關，我們假設：若是張學良走另一條路子，當他父親所希望的“東北王”—現代版的李世民，擁兵自重，割據一方，那麼，東北“易幟”和中原大戰的調停，也就不會發生，接下來，東北軍主力也就不會參與南下平叛了。那麼，日本關東軍還敢不敢對東三省貿然動手呢？（動手是必然的，無非是拖延一些時日而已。）在這種情勢下，張學良自然就等同於其他一些軍閥，既不會被任命為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也不會唯蔣之命是聽了；即使仍然發生九一八事變，他也不會背上“不抵抗將軍”的惡名，以致“自悔自責之深，心情之沉重，令他晝夜難安”了。而且，由於失去了蔣介石的倚重，也就不再具備發動那一“外為國家民族，內可平慰東北軍民”的西安兵諫的客觀條件，自然也就不會帶來後日五十四載的鐵窗生涯了。這樣的張學良，人生價值，生命意義，又將如何？
實際上，“美國之音”記者已經做了一番假設，曾經問過張學良本人：“如果這半個世紀您沒有被軟禁，能自由地在政治上發揮，統率您的軍隊，您覺得會對整個中國產生什麼貢獻呢？”
他的答複是：
此事難說。我當然很痛苦，我恨日本軍閥，一生主要就是抗日，心中最難過的就是抗日戰爭我沒能參加。我請求過幾次，蔣委員長沒答應，我想這也是上帝的意思。假如我參加中日戰爭，我這人也許早就沒有了。非我自誇，我從來不把死生放在心裏。假如讓我參戰，我早就沒有了。
一切都是未知數，當然“此事難說”，回答得可謂絕妙。
不過，有一點可以斷定：若是真的重新改寫，走前麵說的那條路子，那麼，他的人生道路決不會如此曲折複雜，如此充滿矛盾、充滿悖論、充滿神秘色彩，如此七色斑斕、多彩多姿、驚天動地、名垂萬古。那樣一來，閑潭靜水，波瀾不興，他還會有現在這樣的人格魅力、命運張力、生命活力嗎？也許正是為此，壽登期頤的老將軍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才說：
回憶近一個世紀的人生曆程，我對1936年發動的事變無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還會做西安事變之事。
海外著名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是這樣評論的：
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張學良什麼也不是。蔣介石把他一關，關出了個中國的哈姆雷特。愛國的人很多，多少人還犧牲了生命，但張學良成了愛國的代表，名垂千古。張學良政治生涯中最後一記撒手鐧的西安事變，簡直扭轉了中國曆史，也改寫了世界曆史。隻此一項，已足千古，其他各項就不必多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