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墩上的悖論115(1 / 1)

東上朝陽西下月 三

如果說,這種成於斯也敗於斯的現象,純屬曆史的巧合,或者稱之為偶然性,那麼,“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興廢特征,則是帶有規律性的。

這裏麵有個典故,出自《左傳莊公十一年》:

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這是魯國大夫臧文仲的話。大意是,宋國將要興盛起來吧!因為當年的大禹王和商湯王都是以身作則,反求諸己,所以,他們的國家能夠很快就強盛起來。而夏桀王和殷紂王總是歸罪於別人,他們的國家就很快滅亡了。

後來,在抗戰時期,黃炎培先生到延安訪問,與毛澤東主席交談,在論及曆史上政事興衰時,引用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句成語,把它作為一種曆史的“周期率”提出來。

“興勃亡忽”,或者說“龍頭鼠尾”現象,在數千年的文明史上,確是屢見不鮮。所有的封建王朝,無一例外地都在繞這個圈子,有的圈子大,有的圈子小,有的時間長,有的時間短,最後,九九歸一,都沒有逃出這個鐵律。

司馬遷在《史記·項羽本紀》中指出:

羽,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嚐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

這是就楚霸王自身而言。那麼,作為整個一個王朝,又如何呢?

就說有清一代吧。經過太祖、太宗父子兩代六十年的苦心經營,費煞移山氣力,南征北戰,創業垂統,奠定下二百九十六年的鴻基偉業;而到了光、宣末世,就如同李鴻章所形容的,清王朝簡直就是一個紙糊的破屋,表麵看上去,還算完整。可是,風一鼓蕩,到處都出窟窿,糊不勝糊,堵不勝堵,千瘡百孔,破爛不堪。同樣反映了這種“興勃亡忽”、“龍頭鼠尾”的規律性現象。

當然,這裏的為“勃”為“忽”,大抵是以“勢”而言。京劇《霸王別姬》中,虞姬有一句唱詞:“自古常言不欺我,成敗興亡一刹那。”古代文人也常用“不旋踵間”來狀寫成敗興亡的疾速,這不過是一種文學表現手法。實際上,國家的興衰成敗,猶如人的生老病死,原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積累、漸進的過程。清王朝從努爾哈赤崛起於撫順地區的窮鄉僻壤赫圖阿拉,中經薩爾滸、遼陽、沈陽三次建都遷都,最後定鼎北京,中華一統,前後經過六十餘年;而從鴉片戰爭前後呈現國運傾頹之勢,到最後完全垮台,仍然維持了七十幾度春秋。

再者,人的晚年疾病,尤其是內科慢性疾病,往往種因於中年時期。同樣,研索一個國家、一個朝代—比如清朝—的衰亡肇因,也應求源溯本,關照全局,要追溯到尚處於盛世的中、前期。擇其犖犖大端,這裏隻談一點:麵對西方資本主義科學文化的蓬勃發展,乾隆皇帝卻狂妄自大,以天朝大國自居,閉關鎖國,拒絕開放,視西方先進科學為異端邪說,使中國失去了轉軌並與西方對接的曆史機遇;而政治、思想的極端專製,更扼殺了科學與民主的思想萌芽,使新的啟蒙運動無法形成,從而直接影響到近代中國的發展;洎乎末季,由於不能因應形勢變化,迅速而決絕地推進社會變革,遂使這個老大帝國一敗塗地。

這麼說,絕不意味著那些陰險的太後、孱弱的君主、昏憒的權臣,不應該對於晚清的衰亡負有直接的責任。他們早已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飽遭千秋唾罵。這裏隻是想說,如果拋開那些致命的“傳統基因”於不顧,隻從個別人身上尋找病原,盡管顯得實際,也不能說不中肯,但終歸是“舍本逐末”,不得要領。否則,不妨設想,假如最後換上一個頗有作為的君王來收拾殘局,難道就能從根本上挽救這個垂死掙紮中的末世王朝嗎?充其量,隻能起到幾支“強心劑”作用,使“一命嗚呼”勉強延緩幾日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