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生涯 三
爾後，溥儀又是昏天黑地、紙醉金迷地混了幾年。直至1924年11月5日，民國政府修正了清室優待條件，其中重要一款是“即日移出宮禁”。這樣，溥儀連同他的“小朝廷”便被馮玉祥的國民軍驅逐出紫禁城，回到了他的出生地、由國民軍把守著的醇王北府。
據溥儀自己講，當時，他麵臨著三種出路可供選擇：一種是按照新的《條件》規定的，放棄帝王尊號，拋開固有的野心，做個仍然擁有大量財寶和田莊的“平民”；二是爭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國民軍新訂的條款，全部恢複袁世凱時代的舊的優待條件，或者“複號還宮”，重新返回紫禁城，仍然過著原來那樣的生活；三是走最曲折的路線，“借助外力以謀恢複”。最後，在“親日派”的慫恿和支持下，他做出了第三種選擇，被野心勃勃的日本關東軍物色為理想的傀儡角色。
這時的溥儀，已經步入青年時期。為了實現這“第三種選擇”，他從走進北府大門那天起，一直到離開天津去東北之前，日夜籌劃著“借助外力以謀恢複”，可說是殫精竭慮，費盡心機。而日本關東軍以武力強占了我國遼東之後，也正在加緊策劃建立傀儡政權。在日本人看來，要侵占中國，必須先物色一個政治傀儡以為“遮羞布”，這叫作“欲渡河而船來”。於是，二者珠胎暗結，一拍即合。
當時，溥儀的周圍活躍著幾派勢力：有以舊臣陳寶琛為首的“還宮派”，有以羅振玉為首的寄希望於外國、主要是日本的“聯日派”，也有的主張聯絡、收買軍閥，即“用武人”一派。這裏既有前清的遺老，也有民國的政客，包括了各色人等，當然，中心人物還是溥儀自己。“聯日派”中有兩個人起了特殊作用：一個是做過清朝駐日本神戶領事、深得溥儀信任的鄭孝胥。起先他並不屬於某一派，好像哪一種主張他都考慮過，也曾讚成，又曾反對，因而遭到各派人士的排斥，弄得“姥姥不喜歡舅舅不愛”。但當他拿定了投靠日本人這一主意之後，由於他的才能、魄力與老謀深算，一切反對派就都不是他的對手了。另一個人是羅振玉，他曾長期居留日本，與日本人有著特殊的關係。這兩個人原本是相互對立的，現在，共同的目標把他們聯結在一起。經過他們從中斡旋，最後在日本關東軍策劃與操縱下，於1932年3月9日，溥儀傀儡登場，就任了偽滿洲國“執政”，兩年後改稱“滿洲帝國皇帝”。前後曆經十三年，算是過足了一把“皇帝癮”。
但是，日本人並沒有做出幫助他恢複大清王朝的承諾，隻是讓他以“滿洲國”的“康德皇帝”的身份充當關東軍掌上的的玩偶。完全秉承主子的意旨，溥儀在“建國十年詔書”中宣稱，“仰賴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奉天承運之祚，垂統無窮，明明之鑒如親，穆穆之愛如子”。“宜益砥其所心，勵其所誌，獻身大東亞聖戰，奉翼親邦之天業，以盡報本之至誠”。這“如親”、“如子”，正畫出了兒皇帝的嘴臉；而“親邦”雲雲，則源於梅津美治郎的諭示。他曾責令下屬訓導溥儀：須知“日本是父親，滿洲國是兒子，所以當稱日本為親邦”。既然是父子關係，那麼，整個偽滿洲國政權，就應由日本關東軍控製，各級偽職皆由關東軍各級軍官兼任；溥儀的所有對外講話，事先都要由關東軍擬稿，然後，一字不差地照本宣科；他的活動範圍也受到嚴格的控製，連走出宮門的自由也沒有。
溥儀佞佛，平日供奉一尊佛像，是從紫禁城帶過來的。可是，關東軍司令官卻告訴他，不能信仰這類外國的宗教。日滿精神為一體，信仰自然應該同一。日本的宗教就是滿洲國的宗教，應當把天照大神迎過來，立為國教。一次，溥儀要去奉天祭祀清朝的祖陵，日本人知道後，立即加以攔阻，理由是他是滿洲國的皇帝，並非清朝皇帝。溥儀解釋說，他是愛新覺羅的子孫，祭的是愛新覺羅的祖先。不管他如何辯說，最後仍然未獲批準。事情竟鬧到這種地步，自己的祖宗祭不了，卻要把別人的祖宗認作自己的祖宗，溥儀也覺得“此情難堪”。但為了維護一己的地位與人身安全，隻能點頭稱“是”，不敢講半個“不”字。
十多年間，他由開始時對日本人充滿感激之情而變為心中暗藏著不滿，再進一步發展為整天提心吊膽，憂心忡忡，唯恐大難臨頭。就這樣，一直挨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他也成了蘇軍的俘虜，1950年移交中國政府，監押在祖上的龍興故地—撫順的戰犯管理所，1959年獲得特赦。
就溥儀為了重登帝座，竟賣身投靠，甘當異族侵略者的兒皇帝來看，他和五代時的石敬瑭十分相似。石敬瑭借助契丹國太宗皇帝耶律德光的力量，從唐明宗的兒子李從珂手中奪得了皇位，建立了後晉傀儡政權。表麵上稱作皇帝，但一切都須聽命於異族主子。不僅喪失了國格，對契丹俯首稱臣，割讓“燕雲十六州”，每年要向契丹主子進貢三十萬匹錦帛，逢年過節要派使者敬送厚禮；而且，還喪失了人格，主動叩拜在耶律德光的膝下，尊之為父皇，而自稱為兒皇帝。這一年他已經四十有五，卻稱隻有三十四歲的耶律德光為父皇，真是無恥之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