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李白
一
在中國古代詩人中，李白確實是一個不朽的存在。他的不朽，不僅由於他是一位負有世界聲譽的瀟灑絕塵的詩仙—那些雄奇、奔放、瑰麗、飄逸的千秋絕唱產生著超越時空的深遠魅力；而且，因為他是一個體現著人類生命的莊嚴性、充滿悲劇色彩的強者。他一生被登龍入仕、經國濟民的渴望糾纏著，卻困躓窮途，始終不能如願，因而陷於強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鬱與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這種鬱結與憂煎恰恰成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傑作的不竭的源泉。
一方麵是現實存在的李白，一方麵是詩意存在的李白，兩者構成了一個整體的不朽的存在。它們之間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強烈的內在衝突，表現為試圖超越卻又無法超越，頑強地選擇命運卻又終歸為命運所選擇的無奈，展示著深刻的悲劇精神和人的自身的有限性。
解讀李白的典型意義，在於他的心路曆程及其窮通際遇所帶來的苦樂酸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幾千年來中國文人的心態。
二
去年秋杪，我有皖南之行，半月時間，足跡遍於當塗、宣城、秋浦（今屬貴池）、涇縣一帶。這裏恰好是李白晚年活動的中心。此行為我深入探究這位大詩人的奧蘊提供了一個開闊的視野，理想的角度。
李白祖籍隴西成紀，其先祖於隋朝末年被流放到西域，李白出生在中亞的碎葉城（唐時在安西都護府轄區內），五歲前後隨父親內遷至綿州彰明縣青蓮鄉（今屬四川江油縣）。這種豐富的閱曆，為他形成創造性思維奠定了有利的基礎，而盛唐時期繁榮、安定的社會環境，又使他有條件接受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
李白學習的範圍十分廣泛，“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從小便樹立了建功立業，濟蒼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他常常自比於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管仲、樂毅、張良、諸葛亮、謝安，誌在“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他二十五歲那年，懷抱“四方之誌”，出蜀遠遊，開啟了後來三十幾年的漂泊生涯。先後曾寓居湖廣的安陸、山東的任城，漫遊了祖國中、東部的許多地方，結交各方麵人士，向一些地方官員銳身自薦。爾後，又移家皖南，並終老於此，前後住了六年時間。
天寶元年春天，李白從東魯南下來到皖南的南陵，秋天離開這裏奉詔赴京。這是首次入皖。天寶六年，也就是在長安遭受挫折、被迫出京三年之後，又經由揚州、金陵溯江而上，暢遊皖南的當塗。又過了六年，李白第三次前來，在近三年的時間裏，足跡遍及皖南各縣。李白第四次流寓皖南，是在生命的最後兩年，夜郎流放遇赦之後，他再次來到宣城、涇縣，最後投靠族叔李陽冰，定居於當塗，並選擇“謝家青山”作為埋骨之地。
皖南一帶綺麗的風光，樸厚的民情，潤滋與撫慰了他的充滿動蕩、溢滿憂憤、布滿坎坷的失意生涯。詩人同這裏的山山水水結下了深厚的情緣，而原本就雄奇秀麗的皖南山水，一經詩人大筆淋漓地點染，更凸顯了它的壯美無儔的神采，成為神州大地最具人文價值的區域之一。
三
那些天，我一直沉酣在一種幻覺裏：山程水驛，雨夜霜晨，每時每地，都仿佛感到詩人李白伴隨於前後左右，而且不時地發出動人的歌吟。當我站在宣城陵陽山謝公樓的遺址上，麵對著晚秋的江城畫色，“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的謫仙名句，油然浮蕩在耳際。而當駐足采石磯頭，沉浸在橫江雪浪的壯觀裏，“驚波一起三山動”，“濤似連山噴雪來”的雋詠，又使我同詩人一樣躍動著猛撞心扉的驚喜，獲得一種甘美無比的藝術享受。
碧山，坐落在皖南黟縣的西北麵，它北連盂山，南對靄峰，風景十分幽美。《徽州府誌》記載，此地有十裏桃花，春時與綠樹交映，秀色宜人。雖然我來時已是黃葉飄飛，秋光照眼，但從李白《山中問答》詩中仍能領略它的濃春逸趣。
問餘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
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詩人眼中的碧山，充滿了清幽、純淨之美，是名利場、是非窩的“人間”所無可比擬的。短短的二十八個字，寓沉重於閑適，寄托了詩人憤世嫉俗的萬千感慨。明代詩人李東陽說它“淡而愈濃，近而愈遠”，其旨趣“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
在這裏，我也效仿詩仙以恬淡、虛空的心境，對碧山作一番美的觀照，沉浸在美學家所說的“靜照”境界裏：“空諸一切，心無掛礙，和世務暫時絕緣。這時一點覺心，靜觀萬象，萬象如在鏡中，呈現著它們各自的充實的、內在的、自由的生命”，“在靜默裏吐露光輝。”（宗白華《美學散步》）
我忘情地踏著晚秋的黃葉，徜徉於五鬆山下、天柱峰前，漫步在桃潭、秋浦之間，尋幾分天籟，握一把蒼涼，在疑幻疑真的朦朧意象裏，借助那一泓澄碧和萬壑鬆吟來濯心、洗耳。一時間，仿佛衝破了時空的限界，縱身千載之上，同詩人一道親炙那“掃石待歸月”，“倚樹聽流泉”的幽情雅趣。
也是在采石磯頭，也是那樣一個“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陰雪”的夜晚，我站在拔江而起，危磯如削的峭壁上，望著濤驚浪湧的滾滾江流，眼前仿佛浮現出一幅《謫仙泛舟賞月圖》—詩人和他的好友、“飲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一舟容與，溯流而上，“進帆天門山，回首牛渚沒”，“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天流”。像現代詩人汪靜之筆下所描繪的，他穿“一件極美麗的五雲裘，顏色好像夏天的朝雲，春天的彩虹，像碧海襯著遠山，紅霞映著綠草”，端坐在船的正中。金樽邀月，詩酒唱和，岸旁觀者如堵，而詩仙則顧盼神飛，談笑自若。
《侯鯖錄》載：唐開元年間，詩仙進謁宰相，擎著書有“海上釣鼇客李白”的手版。宰相問道：“先生臨滄海，釣巨鼇，以何物為鉤線？”
答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誌，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鉤。”
又問：“以何物為餌？”
答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
宰相聞之悚然。
幾句簡單的答問，生動地展現了這位詩仙的神韻，真實地刻畫出他的高蹈、超拔、狂肆的精神世界。
四
李白的精神風貌及其詩文的內涵，是中國文化精神哺育的結晶。清代詩人龔自珍認為，他是並莊、屈以為心，合儒、仙、俠以為氣的。太白飄逸絕塵、驅遣萬象的詩風，顯然導源於《莊子》和《離騷》。單就人生觀與價值取向來看，屈原的熱愛祖國，憎恨黑暗腐朽勢力，積極要求參與政治活動、報效國家的政治抱負，莊周的浮雲富貴、藐視權豪，擺脫傳統束縛、張揚主體意識的精神追求，對李白的影響也是極為深刻的。除了儒家、道家這兩種主導因素，在李白身上，遊俠、神仙、佛禪的影子也同時存在。
本來，唐代以前，儒家、道家、佛禪以及神仙、遊俠等方麵的文化，均已陸續出現，並且逐漸臻於成熟；但是，很少有哪一位詩人能夠將它們交融互彙於個人的實際生活。隻有李白—這位一生主要活動於文化空氣異常活躍的唐代開元、天寶年間的偉大詩人，將它們集於一身，完成了多元文化的綜合、彙聚。
當然，這裏也映現了盛唐文明涵融萬彙、兼容並蓄的博大氣魄和時代精神。正如嵇康、阮籍等人的精神風貌反映了“魏晉風度”一樣，李白的精神風貌也折射出盛唐社會特別是盛唐士子所特有的豐神氣度，這是盛唐氣象在精神生活方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五
早在春秋時期，就有“三不朽”的說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我們固然不能因為李白有過“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值一杯水”的詩句，就簡單地斷定他並不看重立言；但比較起來，在“三不朽”中，他所奉為人生至上的、兢兢以求的，確確實實還是立功與立德。既然如此，那他為了實現經邦濟世，治國安民，創製垂法，惠澤無窮的宏偉抱負，就要為其創造必要的條件，首要的是必須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與政治權勢。
因此，他熱切地期待著“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時刻渴望著登龍門，攝魏闕，據高位。但這個願望，對他來說，不過是甜蜜蜜的夢想，始終未曾付諸實踐。他的整個一生曆盡了坎坷，充滿著矛盾，交織著生命的衝撞、掙紮和成敗翻覆的焦灼、痛苦。從這個角度看，他又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悲劇人物。
他自視極高，嚐以搏擊雲天、氣淩穹宇的大鵬自況：“大鵬一日同風起，摶搖直上九萬裏。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認為自己是鳳凰：“恥將雞並食，長與鳳為群。一擊九千仞，相期淩紫氛。”與這種以其長才異質極度自負的傲氣形成鮮明的對照，他對曆史上那些建不世之功、創回天偉業，充分實現其自我價值的傑出人物，則拳拳服膺，傾心仰慕，特別是對他們崛起於草澤之間，風虎雲龍，君臣合契，終於奇才大展的際遇，更是由衷的歆羨。
他確信，隻要能夠幸遇明主，身居樞要，大柄在手，則治國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來，這一切作為和製作詩文並無本質的差異，同樣能夠“日試萬言，倚馬可待”。顯而易見，他的這些宏誓大願，多半是基於情感的蒸騰，無非是詩性情懷，意氣用事，而缺乏設身處地、切合實際的構想；並且，對於政治鬥爭所要擔承的風險和可能遇到的顛折，也缺乏透徹的認識，當然更談不上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六
李白有過兩次從政的經曆：天寶元年秋天，唐玄宗接受玉真公主和道士吳筠的舉薦，下詔征召李白入京。這年他四十二歲。當時住在南陵的一個山村裏，接到喜訊後，他即烹雞置酒，高歌取醉，樂不可支。告別兒女時，寫有“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詩句，可謂意氣揚揚，躊躇滿誌。他原以為，此去定可酬其為帝王師、畫經綸策的夙願，不料，現實無情地粉碎了他的幻想。進京陛見後，隻被安排一個翰林院供奉的閑差，並沒有像他想象的那樣，接之以師禮，委之以重任。
原來，這時的玄宗已經在位三十年，腐朽昏庸，縱情聲色，信用奸佞，久疏朝政。看到這些，李白自然感到萬分失望。以他的宏偉抱負和傲岸性格，怎麼會接受“以俳優蓄之”的待遇，甘當一個跟在帝王、貴妃身後，賦詩紀盛、歌詠升平的“文學弄臣”腳色呢？但就是這樣，也還是“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謗言忽生，眾口攢毀”。最後的下場是上疏請歸，一走了事。在朝僅僅一年又八個月，此後，再沒有登過朝堂。
天寶十四載冬天，李白正在江南漫遊。是時，安祿山起兵反唐，次年攻陷潼關，玄宗逃往四川。途中下詔，以第十六子李璘為四道節度使、江陵郡大都督。野心勃勃的永王李璘，招募將士數萬人，以準備抗敵、平定“安史之亂”為號召，率師東下，實際是要乘機擴張自己的勢力。對於國家顛危破敗，人民流離失所的現狀，李白早已感到痛苦和殷憂。恰在此時，永王李璘兵過九江，征李白為幕佐。詩人認為建功立業、報效國家的機會已到，於是，又一次激揚誌氣，充滿了“欲仰以立事”的信心，在永王身上寄托著重大期望：“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以為靖難殺敵、重整金甌，非永王莫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