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代文宗”，駱賓王同舊時代絕大多數文人一樣，其前進道路是呈雙線式發展的：在詩文創作方麵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於仕進一途，則極為崎嶇坎壈，可說是荊棘叢生，危機四伏。但這兩條軌跡又是緊相糾合，密切聯結，相互影響，交錯進行的，而且總是呈反向發展。每當仕途顛躓，政治上備受打擊、迫害的時候，創作業績便顯現直線發展的態勢。這一沉一顯，一起一伏，似乎相互悖反，實際上恰恰反映了詩才塑造、創作生成的規律，也從一個特定的角度，驗證了駱賓王人品、文品和誌行的高度統一。正是那社會的裂變、際遇的顛折和靈魂的煎熬，造就出他那義薄雲天的磅礴情懷，氤氳而成一腔鬱塞難抒、憤懣不平之氣，為他的詩文創作提供了堅實的心理基礎和內在動因，賦予他以旺盛的生命激流，持久的創造活力和空前的藝術張力。
三
西哲有句傳世的名言：性格決定命運。驗之於駱賓王，大體上也是準確的。從個性特征來看，他有兩點非常突出，一是迂闊；二是剛直。
唐代科舉場中重視私人引薦，注重考生聲望，存在著請托、私謁、通關節、場外議定等流弊。小於駱賓王四十左右歲的陳子昂，對於“個中三昧”倒是摸得一清二楚。赴京應試時，為了擴大知名度，他特意在長安街頭以重金買下一把名貴的胡琴，引起在場人群的驚異。他解釋說：“我擅長此技。”人們請他當眾表演一番，他說：“明天我在宣陽裏舉行宴會，到那裏去聽吧。”眾人如期赴會，酒肴畢具，那把新買的胡琴也安放在那裏。酒菜饜足之後，他手捧著胡琴，當眾致辭：“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華，風塵碌碌，不為人知。說來可歎！至於擺弄這種樂器，本是賤工之役，實在沒有價值。”說罷，當眾把胡琴砸碎，並將百軸詩文遍贈與會人士。一日之內，便聲溢全城。（見《獨異記》）可是，駱賓王對於這裏麵的訣竅卻缺乏研究，也可能雖然了解這種流弊，但不肯屈從俯就，結果就屢挫科場。
這位七歲時就以“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的妙語天成，在鄉裏博得“神童”美譽的奇才，京城應試，卻名落孫山。後來雖然勉強入仕，沒過多久便遭到了罷黜。已經過了“而立”之年，經人舉薦，充任了豫州道王府的幕僚。道王李元慶十分欣賞他的才華，特意下了一道手諭，要他“自敘所能”。豈料，這個“迂夫子”卻不識時務地說，“大談個人的長處，掩飾自己的行跡，貪祿冒進，是可恥的行徑，既擾亂了邦國大計，也敗壞了個人名節”，因而明確表示，不能奉命。之所以如此決絕，固然由於他看重節操遠勝於追逐名利，因而麵對宗室重臣的賞識提攜，不為所動；也和他多年來對於官場上那種“炫媒自售”的惡習極端憤慨有直接關係，於是便借助這個噴火口，放言高論，大張撻伐。後果自然是招惹了道王的不快，此後一段時間，隻能坐冷板凳了。
又過了十多年，已經年屆半百的他，經過再度對策考試，被授予唐時九品三十個官階中第二十九級的奉禮郎，雖然也算個京官，但品秩極其卑下，大約隻相當於今天的小股長或者辦事員吧。職責是遇有朝會與祭祀典禮時，負責君臣版位的安排和祭器的擺設，儀式開始時做些讚導與鼓吹的事。造物主也實在是有意捉弄人，竟讓一位文壇巨擘整天從事這些無聊的瑣事，真還不如索性回家去“捫虱”窗下。可是，饑寒累，稻粱謀，又使他下不了那個決心，隻能在背後發發牢騷。不料，即使這個小小的“芝麻官”也沒有坐穩，三年過去就又遭人排擠了。
他後來曾經幾度從軍，但都無功而返。吏部按績考核，量功補過，重新授職，幾經曲折，終於爬上了禦史台侍禦史這個比較像樣的位置。這是朝廷的監察官，職責是“糾舉百僚，推鞠獄訟”。駱賓王一向疾惡如仇，剛直狷介，敢於秉公行事，直言糾舉，現在又恰好在這個位置上，自然要不斷地開罪於人。特別是當時“高宗不君，政由武氏”，他出於正義感，屢次飛章諷諫，結果遭到了武則天的忌恨，上任不到半年，這個職司糾舉貪官的侍禦史，就遭人構陷以莫須有的“貪黷”罪名，一變而為階下囚。這對於視名節如生命的駱賓王來說，自是痛苦萬分。獄中，他借著詠蟬來抒寫自己的憤懣：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
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蟬，在全詩中屬於整體性象征，一開局便采用比興手法，以淒婉的蟬聲來領起他這身陷囹圄的囚徒（南冠）的悠悠思緒。他在想些什麼呢？想的是書劍無成，半生潦倒；想的是時世艱危，仕途險惡；想的是高潔受汙，沉冤莫白，前路不堪設想。由於首聯像倒挽銀河一般打開了闊大的局麵，下麵就如飛流直瀉，一發而不可收。次聯的特色是物我合一，一句說蟬，一句講他自己。此際，駱賓王已是滿頭白發，自然會感歎大好年華在多重的政治磨難中黯然消逝。三聯純用比體，表麵說蟬，實際上是暗喻社會人生，也正是他悲慘遭際的寫照。“風多”、“露重”是說政治環境的惡劣；“飛難進”說他仕途艱難；“響易沉”比喻言論上受鉗製，也說明苦心進諫並沒有獲得絲毫的效果。最後以問句作結，造語淒涼。在舉世皆濁的大環境中，縱然像秋蟬那樣餐風飲露，也無人信其高潔，沒有誰會為之辯誣、昭雪的。到頭來，隻能和這高潔的鳴蟲相濡以沫，惺惺相惜了。
四
駱賓王在獄中已經過了花甲之年，趕上唐高宗立英王為皇太子，大赦天下，僥幸獲釋，第二年夏天出任臨海縣丞。又過了兩年，高宗駕崩，太子嗣位，是為中宗，尊武則天為皇太後。這個權欲極強，野心忒大的女人，先王在世時就已久操國柄，現在，哪裏肯把朝政和盤交出！於是，找個借口，廢中宗為廬陵王，另立幼子為帝。這樣，她就實實在在地總攬了朝綱。一時，武氏私黨氣焰熏天，誣陷、告密之風盛熾，酷吏橫行，用刑日濫，李唐宗室和元老勳臣誅戮殆盡，到處籠罩著一派恐怖氣氛。
這一年的春天，駱賓王因事晉京，耳濡目染了這般般情事，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淒苦難言，從他《與程將軍書》中也許可以窺知一二：“萬裏煙波，舉目有江山之恨；百齡心事，勞生無晷刻之歡。”實在是傷心人語。在返回臨海途中，得知原眉州刺史李敬業兄弟準備在揚州舉兵起事，他激於衝天的義憤，當即主動投軍，共同密商討伐武後的大計，並以藝文令的身份，起草了檄文，傳布各個州縣，號召天下勤王，匡複唐室。
實際上，朝廷權力的爭奪與轉移，對駱賓王來說，原本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幾十年間，李唐王朝並沒有給過他玉堂金馬，高官厚祿。他之所以慷慨從征，自是基於反抗邪惡勢力與殘暴統治的強烈的正義感和“經國濟民”的參與意識，當然，封建士子的正統思想和倫常觀念也起了一定的心理支撐作用。
以他那種激揚踔厲的氣質，怎堪如此長時間的沉沉重壓！在看似靜默中，一種鬱勃已久的生命激潮，正狂奔怒湧般鼓蕩在淵深的靈府裏，等待著一場極度殘酷的野性搏擊。時機終於來到了，個體生命的強悍張揚，人格氣質的直接外化，總算有了著落。他悲慨，他震怒，他把滿腔怨憤全部傾瀉到這篇戰鬥的檄文裏，嬉笑怒罵，恣肆披猖，詞鋒銳利，氣勢雄渾。正如鬱詩所言：“駱丞草檄氣堂堂。”一個“氣”字包容著豐富意蘊：正氣堂堂，元氣淋漓，怒氣賁張。因此，檄文一出，就像震天號角一般，發揮出極大的鼓動作用。
檄文從武則天的出身、品性講起，臚列她的種種穢行劣跡和殘害勳臣、窺伺神器的陰謀禍心，在“用事實說話”的前提下，極力鋪陳，層層剖斷，剝去其“母儀天下”的偽裝，破除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對“天後”的偶像崇拜。而當談到當朝公卿將相所肩負的責任時，則詞嚴義正，合情入理，極具感染力、說服力。文中說，諸公世襲爵祿，或與皇室為宗親，或曾受命於朝廷，值此高宗墳土未幹，中宗就被廢逐的艱危時世，你們自應“共立勤王之勳，無廢舊君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