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書院中有這樣一副對聯：
北宋負孤忠，春夢一場，忘卻翰林真富貴；
南荒留雅化，清風百世，辟開瘴海大文章。
寥寥三十二字，對於坡翁在超越自我、戰勝逆境的同時，以其“清風雅化”，為開啟海南文明做出的巨大貢獻，做了有力的概括。
坡翁在多年放謫生活中，逐步實現了價值觀念的兩個轉換，或者說是疏通了兩條心靈的渠道。
一方麵的轉換，是心智由入世歸向自然，歸向詩性人生。在孔門聖教熏陶下，他自幼即“奮勵有當世誌”，立定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宏圖偉願和“尊主澤民”的理想抱負。針對國庫空虛、官冗兵弱等弊政，他曾寫過大量策論，想要通過改革，“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但是，現實並不賦予他這種機會，“戴盆難以望天”，刀斧之餘，一貶再貶，仕進之途已經重重阻塞。作為樂天知命的達人，他欣賞陶淵明“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委任自然的人生態度，適時地疏通了情感的渠道，把心智轉向自然，寄興山水，放情吟詠，找到了一個與汙濁、鄙俗、荒誕的現實世界迥然不同的詩意世界，痛苦的靈魂得到了藝術的慰藉。
他剛一踏上海島，就被這裏的奇異風光吸引住了。海南山間的急雨奔雷，開闊了他的胸襟，觸發了他的詩興：“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群龍；夢雲忽變色，笑電亦改容。”他熱情地讚美島上特有的颶風來臨時的綺麗景色：“垂天雌霓雲端下，快意雄風海上來。”這同詩翁的豪縱不羈的情懷恰相映照。難怪弟弟子由讀後，激賞其“不見老人衰憊之氣”。天空海闊的浩瀚氣勢，使他冷靜地思考人生，達觀地對待人生，既引發出宇宙無窮而生命有盡的感慨，又產生了將有限生命統一於無窮宇宙的頓悟。南國的生機盎然的迷人春色更令他怡然心醉，升華了他的樂觀情趣和詩性人生，這也有詞為證：
春牛春杖，無限春光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花似肉紅。 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楊花似雪花。
在這方麵，坡翁與晚年的謫仙李白有些相似。李白流寓皖南，通過同下層民眾的廣泛接觸和沉酣於壯美無儔的自然山水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長才未展、壯誌難酬的苦悶，平複了由仕途險惡所造成的心靈損傷，激發了澎湃的詩情，三四年間寫詩一百三十多首。東坡在貶謫期間，也同樣取得了詩文的巨大收獲，居儋三年共寫詩一百七十四首，各體文章一百五十六篇。
兩人晚期的詩文，作為解脫苦悶、宣泄情感、釋放潛能、實現自我的一條根本途徑，作用是一致的；但是，其中也有明顯的差異。除了時代的烙痕，比如唐詩重性情，以形象、韻味見長，而宋詩重說理，以議論、理趣取勝，李、蘇兩家自不例外。單就風格來講，雖然同是豪縱奔放，揮灑自如，都具備廣闊的襟懷、悠遠的境界、空前的張力，但太白一些詩作，憤激、清狂，反映出內心的苦痛與壓抑之沉重；相形之下，東坡為詩則顯得從容、逸宕一些，而且時雜風趣。他說：“吾儕老矣，不宜久鬱。”可見，內心同樣也有深重的憂傷，隻不過善於消解罷了。
坡翁另一方麵的轉換，是他立足於貶謫的現實，把實現“淑世惠民”理想的舞台，由“廟堂之高”轉移到“江湖之遠”；從關心民瘼、敷揚文教、化育人才的實踐中拓開實現自我、積極用世的渠道。
他勸說黎胞開墾荒地，多植稻穀；推廣中原先進耕作方法，移植優良品種。針對當地以巫為醫、殺牛祭鬼的陋習，大力向村民宣傳衛生知識，介紹醫方藥物。同時，抱著對黎胞的深厚感情，勸學施教。坡翁有一首《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的詩：
幽居亂蛙黽，生理半人禽。
跫然已可喜，況聞弦誦音。
兒聲自圓美，誰家兩青衿？
對於南荒徼外的兒童奮勉向學，詩人由衷地感到喜悅和欣慰。
當時，前來東坡書院負笈就學的，不僅有本地的貧寒士子，如黎子雲、符林、王霄等；有些遠在千裏、百裏之外的友生，也紛紛上門聽講，形成了濃厚的文化氛圍。一時“書聲琅琅，弦歌四起”，“學者彬彬，不殊閩浙”。
自唐代開科取士以來，四五百年間，儋州未曾有一人登第。對此，坡翁深以為念。遇赦北歸時，他將自己所用的一方端硯送給了弟子薑唐佐，並題句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意思是，海南與中原地區雖為滄海隔開，但地脈未曾斷裂，文脈也應該是相連的。讀書士子要發憤圖強，勇破天荒，改變當地文壇落寞的現狀。詩句中對於海島人才的成長，寄寓了殷切的期待。坡翁的這一厚望並沒有落空，離儋不久，這裏便陸續有一些人擢第登科，並出現了海南曆史上第一個進士。《瓊台記事錄》載：“宋蘇文忠公之謫居儋耳，講學明道，教化日興，瓊州人文之盛，實自公啟之。”
東坡先生無分境況的窮通，一貫關心民生疾苦，熱心為百姓興利除弊，這是他發自內心的生命本色的體現，表現了封建時代作為一員開明的士大夫的優秀品格。如果說，過去在太守任上，這樣做是出自“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使命感，還帶有某種“恩賜”因素和“臨民”恣態；那麼，現在身在海南，則完全與黎民百姓融為一體，換黎裝，說黎語，甘願“化為黎母民”，既不是居高臨下，也不做生活的旁觀者，而是像他自己所說的：“我本儋耳民，流落西蜀間”，索性以本地群眾一員的身份出現。
說到詩翁謫居海南期間教民化俗的泱泱德政，人們自然會想到東坡書院的另一副聯語：
公來三載居儋，辟開海外文明，從此秋鴻留有爪；
我拜千年遺像，仿佛翰林富貴，何曾春夢了無痕？
這裏隱括了東坡的兩首詩。在《和子由澠池懷舊》中，提到了：“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春夢”雲雲，兩典並用：一是上引的“春夢婆”談及的“昔日翰林富貴一場春夢耳”；二是東坡謫居黃州時曾寫過一首七律，內有“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之句。這裏用“秋鴻有爪”、“春夢留痕”來狀寫東坡先生居儋三年的名山事業、道德文章，極為貼切。
縱觀兩宋以還的千年史跡，在久居邊徼的流人中，就其化育多士、敷揚文教的善行來說，真正能夠和坡翁比並的人，原不是很多的。有明一代，遠謫雲南的楊升庵算是一個。據《蒙化府誌》記載：當地士人，無論認識與否，都載酒從升庵先生遊。一時，就學問道者塞滿山麓，肩摩踵接。從楊升庵在滇的詩文著述之繁富在明代首推第一來看，也與東坡有其相似之處。
其不同之處在於，楊升庵在傳道、授業，著書立說之外，還縱情聲色，流連歌妓，放浪形骸，有時竟達到頹廢的程度。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中說：升庵貶謫滇中，有東山攜妓之癖。當地一些部落的首領，為了得到他的詩文翰墨，常常遣使一些歌妓身裹白綾，當筵侑酒，就便乞書，楊即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升庵在瀘州，醉中以胡粉撲麵，作雙丫髻插花，由門生抬著，諸妓捧觴侍側，遊行城中，了無愧怍之感。這簡直就是胡鬧了。坡翁是絕不為此的。
當然，楊升庵這樣佯狂放誕，有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一麵，是對其終身流謫徼外這種過苛的處罰的消極反抗；同時，也是他全身遠禍、養晦韜光的一種方式。因為嘉靖皇帝對於楊氏父子在“議大禮”中的表現，尤其對升庵挑動群臣哭諫鬧事一舉，一直切齒懷恨，時時欲置之於死地。從這一點看，升庵的“故自貶損，以汙其跡”，實在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可是，在坡翁來說，似乎全然不顧危機四伏的處境，也不理會這種韜晦全身的策略，否則，他也許不去浪吟什麼“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鍾”了。
一提起這兩句詩，我又不由得記起了那位專和東坡作對的奸相章惇。算是皇天有眼，這個太平宰相居然也成了謫臣，偏偏貶逐在離海南很近的雷州（海康），而且，東坡就在遇赦北歸途中聽到了這個消息。當時坡翁的心境如何，是快心愜意呢，還是報之以輕蔑的沉默？按說是都有可能的，而且都在情理之中；然而，卻全然不是。他實在是一位寬厚的長者，聽到這個訊息之後，他立即寫信給章惇的女婿，備極恤慰，及於家人。信中說：“子厚（章惇字）得雷，為之驚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甚瘴。舍弟（指子由）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辟太夫人也。”
整人人整，磨墨墨磨，章惇作法自斃，原屬罪有應得。《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一流，千秋萬世釘在恥辱柱上，更是天公地道。據其本傳記載，子由貶謫雷州，不許居住官舍，便花錢租賃民房。章惇聞知後，即以“強奪民居”罪名，下令追究處治。後因發現租券上分明記載著已經償付了租金，隻好作罷。這次，章惇謫居雷州，恰巧又到這家來“問舍”求住，戶主說：“算了吧，前次蘇次公來住，為了那個章丞相找茬兒，我們幾乎傾家破產。今後再也不往外租房了。”
天地間，竟有這樣的巧合，真令人擊掌叫絕。可惜我不會飲酒，不然，一定要開樽拍案，浮一大白。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