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編一讀想風標”
一
宋代傑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學家王安石寫過一首題為《孟子》的懷古詩：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
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名軻，鄒人，戰國時期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為“亞聖”。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幼年家境貧困，父親早喪，強毅而有卓識的母親，“三遷擇鄰”、“斷織勸學”，煞費苦心，將他撫養成人。孟子私淑孔子，為孔子之孫子思的再傳弟子。《史記》本傳稱，他遊說齊王，未能見用，轉赴梁國，惠王認為他的主張“迂遠而闊於事情”（遠離實際，不合時用）。“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麵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對於孟子，王安石是拳拳服膺、衷心景仰的。隻是，“往事越千年”，斯人早已成了“沉魄浮魂”，無法“複其精神，延其年壽”（《楚辭·招魂》句），隻能想望其風標（品格、風致）於《孟子》遺編了。“何妨”一句，道盡了孟子，也包括詩人自己雄豪自信、卓爾不群的氣概與無所畏懼，“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堅定意誌。詩人引孟子為知音與同道，最後以沉鬱之語作結：畢竟還有這位前賢往哲足堪慰我寂寥！
說到孟子的風標，最顯眼的是其政治抱負遠大，高自期許，非常自負。他以孔子的繼承人自任，指出：從堯、舜至於孔子以來，具有一條聖人、王者綿延相承的根脈；“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堯、舜至商湯，商湯至周文王，周文王至孔子，都是五百餘年，“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接下來，他直白地挑明：上天若是不想讓天下治平，那就罷了；“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一次，門人公孫醜將他與管仲、晏嬰相比。因為二人都是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輔佐君主，富國強兵。孟子卻大不以為然，說：你真是一個齊國人，隻知道這個管、晏！當年曾子的兒子曾西，鑒於管仲得到齊桓公那麼專一的信任，執政那麼長久，功業卻如此卑微，因而很不高興同他相比。連曾西都不肯，你以為我就能願意嗎？其實，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就常理而言，功業並不能說卑微，隻是由於他隻興霸業而不施仁政，所以，不為儒學宗師所認可。在另外場合，孟子還曾說過：齊王如果用我，何止是齊國人民可以安享太平，“天下之民舉安”。時人景春認為魏國的縱橫家公孫衍、張儀是真正的大丈夫：“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兵戈止息）”。孟子同樣不以為然，並斥之為“以順為正（以順從為正宗）者，妾婦之道也”。
孟子雄強善辯，傲岸不群，在君王、權貴麵前，尤其注重自己的身份，不肯屈身俯就。一天，孟子準備去朝見齊王，恰巧，齊王派了一個人來跟孟子說：我本應該來看你，但是感冒了，不能吹風，如果你肯來朝，我便也臨朝辦公。孟子覺得齊王是擺架子，“感冒”雲雲，不過是托詞。於是，他對使者說：請你回去跟君王講，我也鬧病了，不能前去朝廷。第二天，孟子要到東郭大夫家裏吊喪。公孫醜提醒他，說：老師，昨天您托詞有病，謝絕齊王的召見，今天又要出去吊喪，這大概不好吧？孟子說，那有啥！昨天患病，今天好了。孟子出門後，齊王派人來探視，並帶來了醫生。這將如何處置？跟著孟子學習的孟仲子隻好出麵應付，說：先生的病今天好了一點，已經上朝了，不曉得他是否已經到達。接著，孟仲子就派人在孟子回家的路上攔截，告訴他不要回家，趕緊上朝。孟子沒有辦法，隻好躲到齊國大夫景醜家去借宿。
景醜便同他交談，說：內則父子，外則君臣，這是重大的倫常關係。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可是，我隻看見齊王對你很敬重，卻沒看見你怎麼尊敬他。孟子說：在齊國人中，沒有誰以仁義之道向齊王進言；他們並非認為仁義不好，而是覺得其王不足以談仁義。這才是最大的不敬！我呢，不是堯舜之道不敢以之進言，所以，要說尊敬君王，沒有誰能趕上我。景醜說：我指的不是這個。《禮》雲：臣子聽到君主召喚，應該立即動身，不能等待駕好車子再走。你本來準備上朝，一聽說齊王召喚，反而不去了，這於禮不合吧？孟子引證曾子的話作答：晉、楚之富，不可及也。不過，他們憑的是富，我行的是仁；他們倚仗的是爵位，我抱持的是仁義。我為何會覺得欠缺什麼？隨之，孟子闡明：天下尊貴者有三：爵位、年齒、德行。在朝廷上，先論爵位；在鄉裏中，先論年齒；至於輔佐君王，當以德行為上。所以，大有作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召喚的大臣，遇有要事請教，應該親自前去，以彰顯其尊德敬賢之誠。
孟子清高自持，剛正不阿。齊國大夫公行子家裏辦喪事，右師（齊之貴臣，六卿之長）王 往吊，一進門，就有人趨前與之交談，入座後，還有人跑到他的旁邊獻殷勤。孟子當時也在場，他們原本相識，卻“獨不與言”。右師不悅，怪他有意簡慢。孟子聽了，說：《禮》雲：“朝廷不曆（跨）位而相與言，不逾（越）階而相揖也”，我是依禮而行。
也是在齊國，齊王饋贈百鎰上好的黃金，孟子拒絕接受。弟子陳臻詰問，答曰：這筆錢送的沒有理由。沒有理由送錢，等於用賄賂收買我。哪裏有君子可以拿錢收買的呢？
二
孟子這樣做，不隻是維護一己的身份與尊嚴，而是代表了士這一階層的群體自覺，體現著士的主體性。當代著名學者牟鍾鑒認為，孟子最大的貢獻，是確立士人的獨立品格，提升了他們的社會地位，也升華了士人的精神境界，為中國知識分子立身處世確立了一種較高的標準。在知識分子的操守、氣節方麵，孟子的影響似乎比先師孔子更大一些。
春秋戰國時期，群雄競起，列國紛爭，為實現富強、完成霸業，不僅憑恃武力，還迫切需求智力的支撐，所謂“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一人之辯，重於九鼎之寶”。這樣，諸侯之間便競相“養士”，為士的活躍與發展提供了強大推動力，也形成了劇烈的競爭態勢，許多士人都趨之若鶩。士，作為道義的承擔者、文化的傳承者，以才智用世；但是，本身卻並不具備施政的權勢，若要推行一己的主張，就必須解褐入仕，並取得
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這種獲得，卻是以思想獨立性、心靈自由度的喪失為其代價的。許多士人為致身富貴不惜出賣自己的人格，“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荀子語）。與此相對應，孟子適時而有針對性地倡導並堅守了一種以仁義為旨歸的士君子文化。所謂士君子，也就是士階層中那類重節操、講道義、有風骨的優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