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像先師孔子一樣，十分厭惡“鄉原”，對這類八麵玲瓏、四方討好、不講是非、原則的欺世盜名之輩，斥之為“閹然媚於世也者”。他要求士人，“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當生命與道義不可兼得時，要“舍生而取義”。“誌士不忘在溝壑（不怕慘遭殺戮，棄屍山溝），勇士不忘喪其元（不怕丟掉腦袋）”，以成就其完美人格。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上，為了社會進步、民族振興而“成仁取義”的誌士仁人，燦若群星，他們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孟子的影響。
論及士人的獨立品格，在封建時代，首要的是如何看待與處理君臣之間的關係。孟子強調“道尊於勢”、“德重於位”；明君應“親親而仁民”、“貴德而尊士”。周遊列國過程中，他常常不留情麵地公開批評一些君主。在會見梁惠王時，當對方談到“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可是，國內民眾卻不見增多時，孟子一針見血地直戳要害，說：“狗彘（豬）食人食而不知檢（製約）；塗（途）有餓殍（餓死者）而不知發（指開倉救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年成不好）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凶器）也。’王無罪歲（不要歸罪於年成不好），斯天下之民至焉。”這還覺得不夠勁兒，緊接著，孟子又直麵指斥梁惠王：“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還有一次，他對弟子公孫醜說：“不仁哉，梁惠王
也！”——為了爭奪土地，驅使老百姓打仗，結果，屍橫郊野，骨肉糜爛。
在齊國，盡管孟子出任那裏的客卿，但是，對於齊宣王，他也毫不客氣，竟然當麵揭露其“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的虛假仁慈。他們還有這樣一段對話：
孟子問齊宣王：如果您有一個臣子，他把妻子兒女托付給他的朋友照顧，自己出遊楚國去了，等他回來的時候，卻發現妻子兒女在挨餓受凍。您說：對待這樣的朋友，應該怎麼辦呢？
齊宣王說：和他絕交！
孟子又問了：如果您的司法官不能管理他的下屬，那應該怎麼辦呢？
齊宣王說：撤他的職！
孟子又問了：如果一個國家治理得很糟糕，那又該怎麼辦呢？
“王顧左右而言他”——齊宣王十分尷尬，隻好左右張望，把話題扯到一邊去。
在孟子看來，商湯流放夏桀、武王討伐殷紂，都是合乎正義的。“君有大過則諫；反複之而不聽，則易位（廢棄他，改立別人）”。當齊宣王問：“臣弑其君，可乎？”他斷然回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獨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他提倡“君臣有義”，反對“愚忠”，認為忠君是有條件的，要看值不值得為他盡忠，看他怎樣對待臣下。孟子明確地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他還說過：遊說諸侯，要敢於藐視他，不要把他那一時的煊赫看得怎麼了不起！他們的殿堂階基幾丈高，屋簷幾尺寬；菜肴滿桌；姬妾數百；飲酒作樂；馳驅田獵，跟隨的車子上千輛。我如果得誌，決不會這麼做。他們所有的那些腐化享樂的事，都是我所不為的；我所做的都符合古代的規製。我為什麼要畏懼他們呢？
他的這些肆無忌憚的言論、主張，遭致曆代封建衛道者的口誅筆伐，刺孟、非孟、疑孟迭出，有的竟列出十七條罪狀。宋代政治家司馬光批評孟子，首要一項便是“不知君臣大義”。他說：“孔子，聖人也;定（公）、哀（公），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意思是，對於君主，哪怕他們是庸君，至聖先師孔子都是那樣地畢恭畢敬，而你孟軻卻架子十足，真是不成體統！不過，最厲害的還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他聲言：“此老”（孟軻）要是活在今天，難免會遭受酷刑的。同時指出，孟子的不少言論“非臣子所宜言”，於是，對《孟子》原文進行刪節，達八十五條之多；還下令將孟子逐出文廟，罷其配享。
孟子由堅守士人獨立品格，進而發展為“民本”思想，為儒學理論樹起了一麵鮮明的旗幟——“政在得民”。他說：“得天下有道，得斯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民之）所欲，與之聚之，（民之）所惡，勿施爾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牟鍾鑒《從孔子到孟子》一文中指出：在早期儒家代表人物中，沒有哪一位比孟子更重視民眾的社會作用和曆史地位。孟子提出了一個超越同時代人的口號：“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個口號一經提出，便使社會震動，響徹了兩千多年，成為批判君主專製的有力武器。“民貴君輕”之說，在先秦諸子中是極為罕見的，它肯定了民眾是國家的主體，對於君權至上的製度具有很大的衝擊力。按照孟子這一思想來設立政治體製，至少能發展出開明君主立憲製。這是孫中山提出民權主義的思想源頭之一。
三
孟子十分重視心性修養、價值守護與精神砥礪，體現了士這一群體的主體自覺。
一是“養氣”。宋代理學家程頤說過：“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隻說一個‘誌’，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隻此二字，其功甚多”。“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指出，“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用正義去培養而不加損害），則（充）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就疲軟了）。”這種氣是由正義的經常積累而產生的，不能靠突擊的正義行為來取得，更不能揠苗助長。
浩然之氣就是人間正氣，表現為優秀的心性修養、道德情操和高尚的人格理想、精神境界。南宋傑出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氣歌》，把愛國主義精神發揚到極致，彰顯了作者堅貞的民族氣節和死生不渝的崇高信念，可說是對於孟子浩然之氣的最佳詮釋。詩中列舉了十二位古人氣貫山河、名垂竹帛的壯烈行跡，激情洋溢地歌頌了曆史上為真理和正義而鬥爭的誌士仁人，顯現浩然正氣所發揮的維係天柱、地維、人倫的巨大威力——“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正氣歌》前麵有個小序，特意標出孟子的“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還說：“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就義之前，作為絕筆，他寫了一個自讚，其文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