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茲18(1 / 3)

龍湖之會

楚天三月,雖然沒有“江南草長”、“群鶯亂飛”的旖旎春光,倒也是芳菲照眼,綠樹蔭濃,到處都是迷人的景色。

這一天,袁中郎離開素有“百湖之縣”、“江河走廊”之稱的公安縣的故裏,搭乘了長江的下水船,順暢地到了武昌,然後又舍舟登陸,直奔麻城而來。他原本性耽山水,喜歡漫遊,但此刻卻顧不上流連光景,一直是興衝衝地趕路,到得龍湖已經是第二天傍晚了。李卓吾先生聞訊,帶著滿懷的欣喜,趕忙走出芝佛院的精舍,前往山下迎接。

賓主一照麵,就顯現出了強烈的反差:這一年中郎剛剛二十四歲,一副雄姿英發、氣宇軒昂的氣概;而卓吾先生已經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了,雖說身板還算得上硬朗,但剃得光光的頭頂也還是絲光如雪,一綹花白的胡須罩著下頦,更顯出來長者的風範。這一老一少像是相識多年的老朋友一般,緊緊地握著手,一邊循著坡道向院堂緩緩地走去,一邊縱聲地交談著,引來路旁一些僧眾驚異的眼光。

袁中郎名宏道,號石公,又稱六休。為人縱情放達,倜儻不羈,年屆弱冠便已文名卓著,雖然他在袁氏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卻已經成了晚明時期著名的文學流派“公安派”的領袖人物。一年前的會試中,他中了三甲進士,現在正在家中聽調候選,過著無牽無掛、身心悠閑的日子。就在一年前,他有幸結識了流寓本省的前輩學人、名聞遐邇的思想家李贄。當時,卓吾先生因事有公安之遊,落腳在離城數十裏的柞林村的一座野廟裏。家居賦閑的袁氏三兄弟,早就對這位異端思想家望風懷想,聽到這個信息後,立刻束裝就道,前往柞林拜訪。雙方盡管素昧平生,年齡差異也十分懸殊,但彼此相互知名,相慕已久,並且引為同道,因而傾蓋相逢便親熱異常。特別是袁宏道,視李贄為“大奇人”和精神導師,尤其傾心俯首。三兄弟向卓吾先生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問題,老人都一一披露了自己的見解。這在事後整理的《柞林紀譚》一文中有過周詳的記載。

也是在這一年,李贄的代表著作《焚書》在麻城印行。友人收到寄書之後,不約而同地給予了高度讚譽。有的說,“其立論多出前人所未有”,“煞有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有的認為,此人“能與之相朝夕,豈非大眼界大緣分哉”!還有的風趣地說,對這個老先生,如果和他不睦,就應該把他捧到蓮花座上,從早到晚,頂禮膜拜,以消折他的福分;不應該批評挫抑,那樣,反而會抬高他的聲價呀!袁中郎得到贈書後,立即展卷誦讀,讚賞不置,當即向李贄獻詩一首,傾訴其無限景慕的衷懷:

似此瑤華色,何殊空穀音?

悲哉擊築淚,已矣唾壺心。

“瑤華色”,比喻詩文的精美。“空穀音”,形容珍貴難得。“築”是我國先秦時代的樂器,以竹尺擊之,聲音悲亢、激越。荊軻西刺秦王,好友高漸離擊築送別。“唾壺心”,南朝王敦酒後,吟“老驥伏櫪,誌在千裏”,心情憂憤或感情激昂,竟把唾壺擊缺。

李贄,福建泉州人,出身於航海世家,自幼接觸西方文明,又熟讀百家之言,喜歡研詰莊老、佛禪的玄機妙義和陽明的“心學”,養成了獨立思索、辨理求真的良好習慣。對於許多社會、人生的課題,對於史籍中早有定評的成見,他都有自己獨到的看法,是有明一代進步的思想家和卓然有成的文史學者。

李贄所處的晚明時代,墮落與生機並存,是異常複雜而多變的。隨著城市、商業、交通以及印刷造紙技術的廣泛應用,知識傳播更為容易;其時,王陽明的“心學”在士人中廣泛傳播,體製以外的講學之風盛熾,使長期定於一尊的理學漸漸失去其拯救心靈、駕馭權力和維護道德秩序的無上權威。原本統一的意識形態受到懷疑與衝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縫隙和裂痕,官方的控製力隨之而漸就鬆弛,倫理同一性的約束日趨減弱,知識階層逐漸出現了比較寬鬆的言論空間,透出一種相對自由的空氣,為一個多元的思想領域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大約從16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也就是明嘉靖、隆慶年間,成長了一批思想激進、特立獨行、主張個性解放的人士,李贄之外,像思想界的何心隱、羅汝芳,文學界的徐渭、湯顯祖、袁宏道以及佛禪中的達觀等,或抨擊當時普遍遵奉的曆史傳統、思想理念和社會秩序,或把俗人與聖哲、日常生活與理想境界、世俗情欲與心靈本體一概打通,承認世俗生活的合理性,肯定人的存在價值和生活意義。其哲學淵源,大都程度不同地和陽明心學有一定的聯係。而袁宏道則直接師從李贄,著名劇作家湯顯祖在《懷卓老》一詩中有句雲:“都將舌上青蓮子,摘與公安袁六休。”明確指出了他們的師承關係。清初學者錢謙益也說:“中郎以通明之資,學禪於李龍湖,讀書論詩,橫說豎說,心眼明而膽力放,於是乃倡言擊排,大放厥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