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芝佛院坐落在城外的一座山上，它並非正式的寺廟，僅是一家私人的佛堂，規模卻十分宏闊。卓吾老人平素不喜與常人交接，而對於中郎的來訪卻備極熱心，務求周到，當即把他安置在佛院的招待所裏住下，日日陪著他傾談與遊觀。這一對忘年交，對坐在高踞於山巔的精舍裏縱情談笑，放眼四圍湖光山色，心情格外舒暢。像卓吾老人一樣，中郎也是一位封建思想的叛逆者。他刻意追求個性解放，曾說：“大丈夫當獨往獨來，自舒其逸耳。豈可逐世啼笑，聽人穿鼻絡首！”他厭惡官場，向往自由自在、任情適性的生活，主張“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而行，是謂真人”。因此，他對李贄佩服得五體投地。這次來，就是抱著虛心求教的態度，以門生身份晉見的，話題自然也是圍繞著《焚書》、《藏書》的內容來展開。
作為富有批判性的思想家，李贄勇於抨擊封建意識形態，否認聖人的絕對權威，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他貶抑儒家，不承認孔學正脈，而推崇諸子百家，認為隻要論道有理，不限何宗何派，都應成為研究的對象。他說，偽道學打著聖人的幌子，幹些蠅營狗苟的勾當，“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他既不把孔子的話當作萬世之至言，也不把眾人、世人的是非標準當作準繩，完全以自己的心智去判斷社會、悟解人生。他從人的個性發展的角度，指出“仁者”的害人在於以德、以禮禁錮人的思想，用政、用刑束縛人的行動；他要求發展人的“自然之性”，重視人的主體地位和價值；提出“天子庶人壹是無別”、“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的觀點，挑戰封建等級製度。
他陪著袁中郎走進佛堂，看掛在裏麵的孔子畫像，說“其曰‘攻乎異端’，是必為老與佛也”，幹脆把他們弄到一起去，且看如何措置。《論語》裏有“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意思是批判那些不正確的議論，禍害就可以消滅了。李贄認為，孔子說的“異端”，必定是指老子和佛家。現在，他開了一個玩笑，索性把孔子的像掛在佛堂裏，看他們在一起怎樣處置。這本身就是對已被後世捧上雲端的孔聖人的嘲諷。還引導中郎會見了他在當地結識的朋友，其中有僧有尼，有孤老寡婦，也有畸人奇士。如同他給朋友的信中說的，“今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以異端目（看待）我，我謂不如遂為異端，免彼等以虛名加我”。
四
那些天，他們在一起交談得最多的還是有關文學的見解。卓吾先生主張抒寫胸中憤懣，反對無病呻吟，“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積既久，勢不能遏”，“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他提倡“童心說”，認為天下至文皆出自童心，而反對以“聞見道理”（實即孔孟之道）為心，那樣隻能“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
與提倡“童心”相聯係，熱烈讚賞百姓日常的“邇言”，即街談巷議、俚言野語，“上等人”所不道、君子所不樂聞者。強調自然之美，認為化工勝於畫工；堅決反對複古思潮，重視一切新的文學樣式，高度評價戲曲、小說的社會意義。主張從思想內容、藝術風格到體裁樣式，建立一種適合當時市民要求的新興文學。諸多見解都與中郎的看法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