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郎在此間足足住了三個月，兩人談得非常融洽，相聚日久，更是依依難舍，最後，李贄把他送到武昌才揮手告別。中郎感到此行的收獲極大，正如其弟袁中道所記述的（大意是）：
中郎見到龍湖先生（指李贄）以後，才知道過去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困死在古人的話語之下，結果，一段精華光彩不得披露出來。現在情況不一樣了，浩浩焉，就像鴻毛遇到了順風，巨魚放歸到深淵裏。如佛經所言，“能為心師，不師於心”；能夠驅遣古人，而不受古人古語所拘縛。發而為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蓋天蓋地，有如巨象截斷急流，洪雷震開蟄蟲伏處的洞穴，浸浸乎，實在是沒有涯際呀。
兩年後的初夏，袁宏道又同哥哥宗道、弟弟中道一道重訪龍湖，同李贄聚首多日，相與評古酌今，參禪悟道，切磋文學，也議及當時艱危的處境，進一步深化了友誼。這是他們的最後一麵。
五
孔子所要消除的“異端”，實際上，是與懷疑、批判精神緊相聯結的。當時所謂“異端”，主要是指諸子百家，後世把它集中在老莊和佛禪上。如果說，儒家經典是對傳統政治文化思想的正麵闡揚，那麼，“老莊之學”則表現為不同程度的懷疑與批判。這一點，連有些外國人都認識到了。英國的奧斯卡·王爾德就說過：“我在《莊子》一書中見到了一種我從未遇到過的對現代生活的最尖銳和最苛刻的批評。”至於《道德經》裏的“反者道之動”，則集中地體現了懷疑主義原則，本意為把一切被顛倒了的再顛倒過來。其引申之義，越是經過聖人認可的，越是人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就越是值得懷疑。秦始皇時就開始捉拿“思想犯”—偶語者可以棄市；而後世，“百代都行秦政製”，遇到李贄這樣的居然肆無忌憚地公開以“異端”相標榜的狂悖之徒，“大人先生”們還會把他輕輕地放過嗎？
實際上，16世紀前期那種民間思想空間的擴大，思想信仰領域的多元化，已經給瀕臨絕境的明王朝製造了諸多事端，在內憂外患夾擊下無異於雪上加霜。於是，主流意識形態便挾持政治勢力對此實行了堅決的彈壓。針對嘉靖、隆慶年間各地講學、授徒風行，萬曆七年（1579年），朝廷下詔拆毀天下書院，此禁一出，當即有六十四所書院被毀。也是在這一年，與李贄相融相契、具有獨立精神、異端色彩濃重的著名學者何心隱，以“妖逆”的罪名在武昌橫遭殺戮，這都標誌著形勢的急轉直下。
其實，對於麵臨的險惡處境，李贄還是早有預見的，《焚書·自序》中就講到，《焚書》以其切中膏肓、痼疾，遲早必被查糾，付之一炬；而《藏書》則因縱論數千年是非，有幹時議，必須藏之名山，隻能等待適當時機得以傳播。多年來，麵對著官方與非官方的持續不斷的淩辱、誣陷與迫害，他始終像一株傲雪的寒梅、後凋的鬆柏，屹立不屈。最後，朝廷下了毒手，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將他逮捕下獄，同時下令：將其已刊未刊的書籍盡搜燒毀，不許存留。萬曆三十年（1602年）三月，這位晚明著名的異端思想家，終因不堪嚴重的心靈傷害和縲絏之苦，以七十六歲高齡自刎棄世。
就在李贄被迫害致死的兩年前，1600年，在地球的那一邊，意大利的著名天文學家布魯諾也因為捍衛真理、堅持獨立思考而被教廷以異端治罪，死在火刑柱下。看來，無分東方西方、朝廷教廷，也不管是藍眼睛、黃眼睛，一切反動統治者對於異端思想都是絕不留情的。他們鉗製思想、馴服心性的“馭人術”，竟驚人地一致。其共同目標是把所有的知識者馴服成俯首甘為奴役的“會說話的畜牲”；而其操作規則，則都是分類處置：對死心塌地的忠順奴才予以旌揚、褒獎；對野性未除、時有越軌言行的要嚴加整飭，務必使其從根性上得到馴化，乖乖地就範；對於那些矢誌不渝、之死靡它的清醒者、叛逆者，殺無赦。李贄就是這樣的靶子，布魯諾也是。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