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陵散
魏晉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大動蕩時期。攘奪、變亂是這一時期社會政治生活的主旋律。統治集團內部篡弑頻仍，政權更迭繁複，戰亂連年不斷，社會急劇動蕩，給普通民眾造成了極大的苦痛，士人群體也未能遠禍。因此，《晉書》中說：“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當時的社會思想十分錯綜複雜。一方麵是，漢末以來，曹操四次下求賢令，實行“唯才是舉”的政策，即使那些“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盜嫂受金”，甚至“不仁不孝”者，隻要有才能，都可以推薦上來，委以重任。這種由道德至上到重才輕德的轉折，無疑成了魏晉時代思想解放的先聲。
而另一方麵，這一時期推行九品中正製，世家權貴操縱著遴選人才大權，以致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世胄居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悖理現象。先賦角色深受世人景慕，而成就角色卻極少出頭機會，在整個社會造成了價值觀念的誤導，鄙薄事業、輕視功利的思想泛濫。這兩種趨向，看似矛盾、交叉，實則殊途而同歸，都有助於以崇尚老莊，任放不羈，遺落世事為特征的“魏晉風度”的形成。
由於思想通脫，廢除固執，“遂能容納異端和外來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而入”（魯迅語）。社會秩序解體，儒家禮法崩潰，經學獨尊地位已經動搖，玄名佛道，各派蜂起，噓枯吹生，逞辭詰辯，呈現出“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定檢，事無定價”，思想多元化的局麵。
魏晉時期，堪稱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是中國曆史上最有生氣、活潑愛美，美的成就極高的一個時代”（宗白華語）。文人學士在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義和自由主義不斷高漲；他們蔑視禮法，蕩檢逾閑，秕糠功名利祿，注重自我表現，向內拓展了自己的情懷，向外發現了自然情趣，接受宇宙與人生的全景，體會其深沉的奧蘊，滋生了後世所說的“生命情調”和“宇宙意識”的萌芽。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賢”為其代表人物。
阮籍嚐登滎陽廣武山，觀楚漢戰場，慨然歎道：“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自然是話中有話：一則借助謾罵以玩弄權術起家的劉邦，影射那些包括司馬氏在內的得勢於一時的風雲人物；二則也是憤激於生當亂世，黃鍾毀棄，瓦釜雷鳴，他們這些名士空負英雄之誌，而無由酬其夙願。
按常禮，母喪期間必須茹素，但阮籍偏偏大啖酒肉。《禮記》規定，叔嫂不能通問，他卻經常與嫂子聊天，其“嫂嚐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耶？’”鄰居家的妻子有美色，在酒店裏賣酒。阮籍喝醉以後，就睡在這個女人身邊，完全無視儒家“男女之大防”。女人的丈夫起初有些懷疑，暗中觀察阮籍的行為，但始終沒有發現他有什麼不良企圖。
他就是這樣毫無顧忌地與綱常、禮教對著幹，明確地說，君子之禮法乃天下摧殘本性、亂危社會、致人窒息之術。阮籍和嵇康率先舉起張揚自我、反對名教的大旗。阮籍辛辣地諷刺說，禮法之士如褲中之虱，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褲襠，自以為得繩墨也。嵇康則響亮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號。
如果從政治鬥爭的角度來觀察這個問題，他們這樣做，實際上是與司馬氏統治集團開展鬥爭的一種形式。魯迅先生指出，魏晉以孝治天下。因為他們的天位乃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則立腳點不穩，立論既難，辦事也棘手。於是，他們倡言以孝治天下，把名教作為剪除異己，鞏固政權的工具，充分暴露了這種名教與禮法的虛偽性。阮籍、嵇康等公開抨擊名教，蔑視禮法，無異於把鬥爭鋒芒直接指向司馬氏，當然要引起當權者的忌恨。
特別是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說他“縱逸日久，情意傲散”，又讀《莊》、《老》，就更加放縱而毫無拘束了。上進求榮的心，一天天地低落；而放任本性、不願做官的情懷，倒是與日俱增。就好像飛禽、野鹿，小的時候進行馴養，容易服從約製；待到長大以後，你再把它束縛起來，那就必然急遽四顧，橫踢亂蹦，即使給它戴上黃金打製的馬嚼子，喂它美味佳肴，它也會愈加想望高大的樹木，懷念豐茂的野草。信中列舉了“七不堪”、“二不可”，來說明做了官就會妨礙個性發展與個人自由，實際是表明不肯為司馬氏賣命的心跡。這封通信無異於一篇與當權者徹底決裂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