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卜疑》一文中更加露骨地講：人們都說商湯王、周武王用兵的功勞有多大，周公輔佐年幼的成王如何好，堯舜禪讓之德多麼美，孔老夫子的話怎樣有理，依我來看，這一切都是虛偽的。此時的司馬昭正在標榜自己武功蓋世，輔助魏帝多麼忠心耿耿，暗地裏卻處心積慮地籌劃著如何搭設“受禪台”。嵇康上麵那番話，針鋒相對，恰中要害，不啻一記響亮的耳光，自然要遭到司馬氏集團的痛恨。
魯迅先生說過，“文藝家的話其實還是社會的話，他不過感覺靈敏，早感到早說出來”；而“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政治家認定文學家是社會擾亂的煽動者，心想殺掉他，社會就會平安”。這樣，遲早也會找出一種借口、安上一個罪名，一殺了之。嵇康的結局正是這樣。
政治鬥爭的殘酷性，鮮血淋漓的教訓，造成那些名士、畸人在生命形態和生活方式上，有意無意地出現一些畸形的變化。他們的人生以悲劇墊底，但卻表現出常人所難以理解的曠達和瀟灑，當其得意，忽忘形骸。加之，伴隨著舊的權威思想的崩潰，人們在信仰、追求、價值取向方麵失去了依歸，經常陷於精神空虛與緊張、焦慮、孤獨之中，導致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疏離和聯係紐帶的斷裂。阮籍有一首《詠懷詩》，對他內心的苦悶和臨深履薄的心態作了最生動的揭示：
一日複一夕，一夕複一朝；
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
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
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
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
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竹林名士經常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這是他們思想、性格上的外在表現的重要形式；而全身避禍，醉以忘憂，“欲將沉醉換悲涼”，則是其深層的考慮。對此，宋人葉夢得看得最清楚，他在《石林詩話》中指出：“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托於醉，可以粗遠世故。”司馬昭為了把阮籍拉到自己身邊，要娶他的女兒作兒媳。阮籍卻不願攀上這門親戚，但又不敢公開拒絕，就從早到晚喝酒，醉倒就睡，睡醒又喝，連續醉了六十天，媒人無可奈何，不得不悵然走開，司馬昭也隻好作罷。
劉伶更是出名的酒鬼，經常豪飲，任性放縱，有時在屋裏脫去衣服，赤身裸體，別人看見了加以譏諷。他卻說，我把天空和大地作為屋宇，把房舍作為褲子，諸位先生怎麼跑到我的褲襠裏來了？他在散文名篇《酒德頌》中說：“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惟酒是務，焉知其餘”。
山濤“至八鬥方醉”；阮鹹飲酒“不複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他們借助酒力來表達對當權者的蔑視與反抗，擺脫世俗禮製的束縛。其間，根本談不上有什麼樂趣，不過是一種無奈與無聊罷了。
戰亂頻仍，社會動蕩，呈現出多元、混亂、無序、開放狀態。反映到思想文化領域，是儒學的禁錮漸近衰弛，個體的智慧才情得到了充分的承認與重視。文人、學者們開始集中地對人的個性價值展開了探討與研究，個性解放的浪潮以銳不可當之勢，衝破了儒學與禮教的束縛。一時，思想空前活躍，個性大為張揚，防止了集體的盲目，增強了創造、想象的自主性，開始有意識地在玄妙的藝術幻想之中尋求超越之路。又兼各民族之間戰事連綿，交流廣泛，作家、詩人生計艱難，流離轉徙，豐富了閱曆，深化了思想，從而促進了文學創作的發展。
時代的飆風吹亂了亙古的一池死水。政治上的不幸成就了文學的大幸、美學的大幸，成就了一大批自由的生命，成就了詩性人生。他們以獨特的方式迸射出生命的光輝，為中華民族留下了值得歎息也值得驕傲的文學時代、美學時代、生命自由的時代，留下了文化的濃墨重彩。清代詩人趙翼在《題元遺山集》中有“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之句，深刻地揭示了這種道理。當然，這也正是時代塑造偉大作家、偉大詩人所要付出的慘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