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其高，為之江樓；隨其下，為置溪亭；隨其夾澗，為之橋；隨其湍流，為之舟；隨其地之隆中而欹側也，為綴峰岫；隨其蓊鬱而曠也，為設宦窔。或扶而起之，或擠而止之，皆隨其豐殺繁瘠，就勢取景，而莫之夭閼者，故仍名曰“隨園”，同其音，異其義。
這裏有兩個詞語需要解釋一下：“為設宦窔”—在房屋的東北角與東南角，分設廚房與廁所；“莫之夭閼”—沒有改變固有的山勢。
爾後，又做過三次改造。由於懷念故鄉杭州西湖，故“每治園，戲仿其意，為堤為井，為裏、外湖，為花港，為六橋，為南峰、北峰”，從而居家中如居西湖，居他鄉如在故鄉。園內景觀由最初的二十四景，踵事增華，逐步擴展，增加到四十六景。園的四周沒有築牆，遊人可以自由參觀。每逢秋日，各地應試的舉子和商賈雲集園中，遊客多達萬數。可惜的是，這樣美好的景觀，未能保存下來，在隨園老人去世後五十五年，太平軍攻陷南京，隨園被毀於戰火。老人臨終前，曾作詩留別隨園，也可說是一語成讖：
轉眼樓台將訣別，滿山花鳥尚纏綿。
他年丁令還鄉日，再過隨園定惘然。
“丁令”，指漢時的丁令威。傳說，他曾在千年後化鶴歸來。
修造園林，給隨園老人造成巨大的負擔，但也帶來無窮之樂趣。園成之日，他即將老母親從杭州接來南京，住進園內，盡其孝親迎養之責。這樣，一直到他六十三歲那年老母去世為止。
隨園老人還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由於他視飲食之道為學問、為藝術，對飲食文化富有研究，凡與友人聚會，盡“以枚為飲食之人，引為上座”。而他也特別留心飲食技術，隻要在哪裏吃到了美食，事後一定派遣廚師，執弟子之禮，前往學習、就教。他把這些經驗、技術，一一收集、整理出來，編纂成《隨園食單》，係統地論述了烹飪技術和南北菜點的製作，全書分須知單、戒單、海鮮單、雜素菜單、點心單、飯粥單、茶酒單等十四個方麵。裏麵既闡述一些烹調理論，更多的還是方法、技術的介紹，非常適用。他對烹飪學有很深的研究。王英誌教授在《袁枚評傳》中，將它歸納為烹飪思想及飲食五戒與廚師三戒。
袁枚的烹飪思想有四：一曰求精，主要反映在選物與配料上。他認為，“廚者之作料，如婦人之衣服首飾也。雖有天姿，雖善塗抹，而敝衣藍縷，西子亦難以為容”。二曰食物的獨立品性，以顯示其獨特風味。他批評“俗廚動以雞、鴨、豬、鵝一湯同滾，遂令千手雷同，味同嚼蠟”。三曰重搭配，體現烹飪藝術的辯證關係。“要使清者配清，濃者配濃，柔者配柔，剛者配剛，方有和合之妙”。他還提出美食須與美器搭配的觀點，一席佳肴，“惟是宜碗者碗，宜盤者盤，宜大者大，宜小者小，參差其間，方覺生色”。四是對烹飪成品菜肴的要求，講究鮮嫩、清淡、細膩等。
三
“紅粉青山伴白頭”，這是對隨園老人晚年享受生活的極好的概括。
他有一種強烈的煙霞痼癖，即所謂“采山釣水”，壯遊天涯。當然，這需要具備三項基本條件：一是有錢。先生多年來，以地主、文人、出版商、教師等多重身份，取得多種收益，積攢了不少資財；二是有閑。應該說，這是隨園老人辭官之後最足以驕人耀世的一種優勢。三是有健康的體魄。直到八十歲，老人仍然擁有充沛的體力、腳力和精力。
他的出遊分長短兩途。中年時節，是短途旅行，主要以南京為中心，往返於杭州、蘇州、揚州之間。除了領略江南旑旎風光，如鄧尉探梅、太湖泛舟、揚州攬勝、西湖觀景之外，主要是人文方麵的詩友聚會、觴詠酬答。足跡所至，都留下了大量的詩文。
而名山大川，更是隨園老人的至愛。這樣，十三年間，就有了幾次長途的旅遊，遍遊安徽、江西、廣東、廣西、湖南、福建等地。對此，王英誌先生在《紅粉青山伴歌吟》一書中，作了翔實的記載—
隨園老人第一次出遊，到了天台山、雁蕩山、四明山、雪竇山，範圍主要在浙東一帶。先到杭州，然後沿著“唐詩之路”，乘船沿錢塘江、曹娥江、剡溪南行；再舍舟登陸，經李白夢遊的天姥山，再登天台山、赤城山，登上一千多米高的主峰華頂峰，遊了石梁飛瀑。在建於隋唐的國清寺遇見寂明上人，口吟：“逢僧我必揖，見佛我不拜。拜佛佛無知，揖僧僧現在。”然後又繼續前行，遊了溫州地區的雁蕩山，處州的黃龍山，縉雲的仙都峰。一路上，主要景點無一遺漏。這一年先生六十七歲，整整出遊了四個月。
第二年，又作黃山之遊，登了主峰之一的一千八百多米的光明頂。在登始信峰時，臨風立於接引崖峭壁，下視深不見底之溪壑，說是“墜下亦無妨。因為無底，飄飄然，盡可求片刻飛仙般的快活”。接著，又去了九華山，前後耗時兩個月。
第三次出遊，是去廣東端州，時年六十九歲，行期將近一年。臨行時有詩：
三年遊屐未曾停，又作珠江萬裏行。
老驥不知筋力減，閑雲隻覺往來輕。
先是溯長江而上，登小姑山、廬山、五老峰，轉到陸路後，過梅嶺、韶州，登丹霞山，未見石碑遺跡。老人發表了精確的見解：
雁蕩山自南宋才開發，故無唐人題名；黃山自明代開辟，故無宋人題名；丹霞山國初開發，故連明碑亦無。自大禹治水遍行九州，至今已四千餘年，但名山大川還頗多未開發者。這使人聯想到，山川尚且如此，那麼，聖人經義更無津涯，其未闡發者亦多。如果因為前賢曾作疏解，就阻擋後人不許再添新說，那實在是淺陋無知，不足為訓。
爾後，又遊了七星岩、合掌峰、羅浮山；然後由端江乘船，經陽朔，到桂林。這裏是他五十年前的舊遊之地，般般重睹，恍如隔世。
七十歲後，先生又有幾次出門遠行。先是遊覽了武夷山，七十七歲、七十九歲，曾再遊天台、三遊天台；直到八十歲，還出遊杭州、蘇州。
他頗以此自豪，有詩雲：
自覺山人膽足誇，行年七十走天涯。
公然一萬三千裏，聽水聽風笑到家。
對於袁枚來說，造園、美食、壯遊之外，第四大生活享受，便是風流好色了。正如他在《自嘲》一詩中所說的：“有官不仕偏尋樂，無子為名又買春。”
先生雖然生在清代中期，所受教育、思想熏陶、家庭與社會影響，都是封建禮教那一套，但他偏偏能夠跳出藩籬，衝破禁錮。當時，稱作通脫，今天看，也就是思想比較開放，特別是在男女之愛上。他還有一套高論：
憐香惜玉而不動心者，聖也；惜玉憐香而動心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獸也。人非聖人，安有見色而不動心者？其所以憐香惜玉者，人異於禽獸也。世之講理學者，動以好色為戒；則講理學者，豈即能為聖人也？偽飾而作欺人語，殆自媲（比）於禽獸耳。世無柳下惠，誰是坐懷不亂？然柳下惠但曰不亂也，非曰不好也。男女相悅，大欲所存。天地生物之心，本來如此。盧杞家無姬妾，卒為小人；謝安挾妓東山，終為君子。好色不管人品，何必故自違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