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人，大體上生活在同一時期。郭祥正，當塗人，熙寧進士。他特別喜歡李白的詩，寫的古風有類似李白之處。但對他的為人，當時與後世都頗有一些非議。《宋史》本傳中說，王安石執政時，他曾奏請神宗，天下大計應專聽安石處畫，如有異議，雖大臣亦當黜免。安石得知後，恥為小臣所薦，便極口陳其無行。有的書上還說他，先曾上書推崇王安石，後來新法推行，他又作詩譏刺，反複無常，“小人褊躁，忽合忽離”，“其人至不足道”。
南宋王明清《揮麈後錄》載，李之儀，趙郡人，以才學聞於世，因曾為範純仁草遺表，蔡京惡之。此後即卜居當塗。一次，他為郡人羅某作墓誌，開頭就說，“姑孰之溪，其流有二，一清而一濁。”清謂羅公，濁即指郭祥正。郭以此怨深刺骨，“文人相輕，遂成仇敵”。之儀喪偶無嗣，曾將郡中娼妓楊姝養在家裏。祥正乃慫恿豪民上訟於朝，之議被削籍，楊姝斬首。祥正快之，作俚語曰：
七十餘歲老朝郎，曾向元祐說文章。
如今白首歸田後，卻與楊姝洗杖瘡。
當然，這種類似“人身攻擊”性的做法，與曹丕當日講的“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並不屬於一種類型。
在《典論·論文》中，曹丕認為，出現文人相輕，一是由於“善於自見”，各以所長，相輕所短；一是由於“暗於自見，謂己為賢”。錢鍾書先生評論說，數行之內，語若刺背，理實圓成。“善於自見”適即“暗於自見”或“不自見之患”，“善自見”而矜“所長”與“暗自見”而誇“己賢”，事不矛盾，隻是說法不同。那麼，結果呢？就必然是，以己所長，輕人所短。
又兼文學產品的評價，常常是從欣賞者的個人角度出發，各有軒輊，不易統一。這和比武、賽球有明顯的差異，不能一起一伏，勝負立見。所以，有“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的說法。這種類型的“文人相輕”，依據的是文章，與郭、李交惡的基礎不同。就性質來分析，主要是認識論和思想方法上，存在著形而上學和主觀片麵性。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文學上分宗列派，黨同伐異，也常常表現為文人相輕。清代雍正、乾隆時期，詩壇上以袁枚為首的性靈派同以沈德潛為首的格調派尖銳對立。沈氏強調溫柔敦厚，正格調，主唐音；而袁枚則主張，“詩之為道，標舉性靈，發舒懷抱”，最後，在反封建綱常、反形式主義、反純功利觀念上，壓倒了“格調說”。再如，他對在考證學風彌漫下產生的以翁方綱為首的“肌理說”也進行了猛烈抨擊。“肌理說”主張融經意入詩，以儒典考據、發揮義理為詩旨，袁枚批評它是“滿紙死氣，自矜淹博”。對翁方綱的以學問為詩，袁枚曾以詩刺之：
天涯有客號詅癡，誤把抄書當作詩。
抄到鍾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
今天來看，“性靈說”自有其積極的進步內容和符合詩歌藝術審美規律的合理見解。
但是，除了這類正當的文學批評之外，袁枚有時也明顯地表現出宗派性質的文人相輕。比如，他批評摹擬名家是“權門托足”；譏諷神韻派為“貧賤驕人”；嘲罵浙派是“乞兒搬家”；哂笑以詩唱和者為“村姑絮談”；指責作詩加注是“骨董開店”；評說寫膚淺之詩是“矢口而道，自誇真率”；諷刺講聲調、格律者是“栩栩然矜獨得之秘”。可以說，罵盡了當世詩人。
實際上，他自己的詩亦有不少酬唱征逐、內容無聊的敷衍之作，甚至有人譏之為“偽體”和“野狐禪”。尤其是在《隨園詩話》中對達官顯宦的記述過多，對資助他刻書的更是求則必應，常有“徇一己之交情，聽他人之求請”的私貨被錄進《詩話》。對袁枚這樣的詩壇巨擘來說，當然這隻是“白圭之玷”，瑕不掩瑜。但從中可以看出，“暗於自見，謂己為賢”，各以所長，輕人所短，確是文人相輕的一個思想根源。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