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塞巴山橫渡口，行人莫上江樓。征驂去棹兩悠悠，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卻羨多情沙上鳥，雙飛雙宿河洲。今宵明月為誰留？團團清影好，偏照別離愁。
“楚塞”指江陵西麵的南津關，由此溯江而上，妻子即可入蜀還鄉。兩人不忍分開，又不得不分開。正在離人飽嚐生別之苦時，偏偏此刻又有圓月當頭，更令人苦痛加倍，難以為情。
升庵行至金沙江畔，回思夫婦當時泣別的情景，又以一首七絕狀寫其填胸塞臆的苦情：
豈意飄零瘴海頭，嘉陵回首恨悠悠，
江聲月色那堪說，腸斷金沙萬裏樓。
黃娥回到新都，看到桂湖風物依舊，而人事全非，含淚寫下懷念丈夫的七律《寄外》：
雁飛曾不度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
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
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
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
據清代學者王昶《滇行日錄》記載：“訪升庵謫居故址，今為甲杖庫，入視之，有樓三楹，頹廢不可憩矣。樓下有人書黃夫人‘三春花柳’律句。”可見，此詩當時流傳甚廣。黃娥後來還曾寫《又寄升庵》：
懶把音書寄日邊，別離經歲又經年。
郎君自是無歸計，何處青山無杜鵑。
一個“懶”字，既刻畫了寄信人慵懶不爽、了無情緒的心理狀態，又反映了長期思念丈夫，經歲經年不得相見的精神痛楚。既然歸來無日，那就特請無處不在的泣血杜鵑來傳送心曲吧。杜鵑的“不如歸去，不如歸去”的陣陣淒苦哀號，恰似女詩人的聲聲呼喚。
升庵謫戍初期，黃娥曾去雲南永昌探望，夫妻同住兩年多時間。後來老父去世，升庵趕回新都治喪，夫婦得以再次短暫會麵。此後，就山長水遠，勞燕分飛，隻能在夢中相見了。
五
楊升庵謫戍生涯中，“壯心不堪牢落”，投荒多暇，於書無所不讀，至為刻苦、勤奮，著述達四百餘種，詩詞傳世兩千餘首。清人李調元在《函海》序中，稱他“為古來著書最富第一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於他的詩詞評價很高：升庵“以博洽冠一時，其詩含吐六朝，於明代獨立門戶”。此外，他在天文、地理、語言、戲曲、書畫、醫學、金石、博物等方麵，均有建樹。特別是在哲學、文學、史學方麵，“拔戟自成一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他的失敗促成了他的成功—他在仕途上的慘痛失敗，為他在學術、創作上的巨大成功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而他在物質生活上的損耗，恰恰增益了他在精神世界中的獲取。他以摒棄後半生的榮華富貴為代價，博取了傳之久遠的學術地位。
他在晚年，對於年輕時所拳拳服膺並為之奔走呼號的程朱理學，作了深刻反省。他從學術、思想諸多方麵批評朱熹，指責他“違公是遠情”，用自己的理學思想來詮釋儒家經典，否定漢唐諸儒經說，以確立其自己的思想權威，而後儒不察，盲目地仰承他的鼻息，為害至大。
尤其值得稱頌的是，他在永昌“化育多士”，堪與謫居儋州的蘇東坡媲美。在久居邊徼的流人中，就其敷揚文教、文化交流的善行來說，有明一代，應首推楊升庵。他的足跡遍布滇雲大地，講學、結社、觴飲、留題，當地士人，無論識與不識，都載酒從遊。一時，就學問道者塞滿山麓，肩摩踵接（見《蒙化府誌》）。楊升庵所到之處，操觚題詩，撰書刻石，在雲南各地留下了大量碑碣。時人李元陽在《送升庵先生還螳川客寓詩序》中說：“先生嚐讀書點蒼山中，著《轉注古音略》以補字學之缺。一時問字者摩肩山麓。先生今日複至，則曩昔問字之士，皆嶄然露頭角為聞人矣。識者謂先生所至，人皆熏其德而文學用昌，有不及門而興起矣，況親炙之者乎！”
對於楊升庵晚年縱情聲色，流連歌妓，幾至頹廢的程度，論者頗有微詞。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中說：升庵貶謫滇中，有東山攜妓之癖。當地一些部落的首領，為了得到他的詩文翰墨，常常遣使一些歌妓身裹白綾，當筵侑酒，就便乞書，升庵即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其在瀘州，醉中以胡粉撲麵，作雙丫髻插花，由門生抬著，諸妓捧觴侍側，遊行城中，了無愧怍之感。明代畫家陳洪綬繪有《升庵簪花圖》，更是形象地刻畫出這種情態。
我們沒有必要“為賢者諱”，這種佯狂作態，放浪形骸，無疑昭示了楊升庵晚年落拓無聊，放誕不羈的心境。但在我看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心理，是對其終身流謫徼外這種過苛的處罰的消極反抗；同時，也是他全身遠禍、養晦韜光的一種方式。因為嘉靖皇帝出於對楊氏父子的憤恨，時時欲置之於死地。史載：“世宗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每問慎作何狀，閣臣以老病對，乃稍解。慎聞之，益縱酒自放。”從這一點看，升庵的“故自貶損，以汙其跡”，實在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