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江淹的三個話題
一
去年五月，為尋訪戰國時期著名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莊周的故裏，我曾有豫東之行。那天，到了商丘市民權縣，由當地學者陪同，在老顏集鄉唐莊村和順河鄉青蓮寺村，分別看了傳說中的莊子故裏遺址和墓地。初夏日長，離黑天還有三個多小時，文友們建議，不妨就便尋訪一番南朝著名文學家江淹的遺跡。
民權地處古代的濟陽考城，444年，南朝·宋元嘉二十一年，江淹出生在此間的程莊鎮江集村。這裏離老顏集鄉不遠，我們上了車，很快就路經北關，來到了程莊鎮，一條筆直的大道又把我們箭直引入了江集村。
原來，江氏在這裏是一個望族，在南朝，除了江淹，還有他的族侄江革，以及江總、江子一、江祏、江謐等等，都在正史裏有傳。隻是，時間畢竟已經過去了一千五百多年，於今，村裏除了幾戶江姓人家，可以視為承祧的餘胤，還有那句“江郎才盡”的成語可說是家喻戶曉以外，其他任何有關江淹的遺跡都已蕩然無存。好在墓地還在，於是，我們在東道主的引領下，趕往幾公裏外的嶽集。和莊子的廬墓所在存有諸多的爭議不同，這裏的江淹墓地，是板上釘釘，確鑿無疑的，一向為史家所公認；遺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破壞。據說，原來的墓園十分壯觀，現在僅存一個不高的圓形土塚，旁邊立有一通字跡斑駁的殘損石碑，為明成化年間舊物，上麵寫有“齊醴陵侯丞相江公諱淹之墓”字樣，從字跡看，當是由今人翻刻的。
當地民眾對於江淹十分敬重，有些上了年紀的讀書人，還能背誦幾句他的詩文辭賦。他們聽說我是從東三省遠道來訪的，非常興奮。告訴我，江淹有兩個頭銜，一個是出色的文學家；一個是著名的清官。他在年少時，即因擅長辭賦詩文而聲名卓著；後來走上了仕途，曆經宋、齊、梁三朝，晚年曾擔任過高官，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他不避權貴，直言敢諫，對貪官汙吏從嚴懲治，絕不手軟。到了五十九歲這年，江淹對子弟說，“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於是，稱病致仕，回到原籍養老，三年後就因病去世了。梁武帝親自為他素服舉哀，饋送葬錢三萬，布五十匹，加封諡號“憲伯”。
鄉親們概括得很準確，江淹確實有“兩個頭銜”。應該說，他的官還是當得不錯的，可說是官聲甚好。早在他擔任禦史中丞時，宋明帝就曾予以很高的評價：“宋世以來，不複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也正是為此吧，後世史家修撰《南史》、《梁書》為他立傳時，盡管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十分顯赫；可是，並沒有將他納入“文學”範疇。—當然，這和中國曆來的“官本位”也有直接關係。這令人想起了詩仙李白。他的一生中最高的官職不過是翰林待詔，而且為時甚短，原本沒有什麼值得誇耀於世的，可是，在“官本位”的封建社會，連他的好友魏萬也不能免俗，在為他編輯詩文時，仍然要標上《李翰林集》。李白算得上哪家的翰林？豈非滑天下之大稽！不僅此也，古人與今人不同，他們把“立德”、“立功”看得高於一切、重於一切；同樣是“立言”，卻一向看重以經國濟世為旨歸的奏章、策論，而把詩詞歌賦當作“餘事”，所以，韓愈有句雲：“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而在揚雄的筆下，就更是直白、更加露骨了，《揚子法言》一書中，曾經自作問答：“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如何看待江淹的從政與為文，這算是頭一個話題吧。
二
第二個話題，是江淹的文學成就。作為辭賦大家，江淹的《恨賦》、《別賦》，在中國駢文史上樹起了兩座豐碑，成為奠定其巍然挺立於六朝文壇之上的兩塊重要基石。《別賦》堪稱江淹的代表作，它運用鋪陳排敘、環境烘托、情緒渲染、心理刻畫等藝術手法，以濃鬱的抒情筆調，通過對戍卒、富豪、俠客、遊宦、道士、情人別離的描寫，生動具體地反映出南朝社會動亂的側影，著意表達了下層讀書士子的悲涼失意情緒。《恨賦》同樣也是六朝抒情駢賦中的名篇，全賦著意渲染一個“恨”字，刻畫了從得誌皇帝到失意士人的諸多哀傷怨恨，概括了人世間各種人生的幽怨與遺憾。按照錢鍾書先生的解釋，《恨賦》的題旨應該是：“恨者，本欲為而終憾未能為”也。所以，一開篇江淹就說：“仆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在他那裏，恨與別是緊緊聯係在一起的。正如錢先生所說的：“《別賦》乃《恨賦》之附庸而蔚為大國者，而他賦之於《恨賦》，不啻眾星之拱北辰也。”後世詞人辛棄疾有句雲，“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同樣是把恨和別鎖在一起。